《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代表作，但并非作者一次写成、亲手确定全部篇次的整齐教科书。相关文章跨越其多年学术生涯，既有专门论说，也有书信、序例和围绕地方志工作展开的讨论。史学、经学与文章之学在书中相互交错。

传本差异尤其重要。仓修良指出，王宗炎曾参与编定章氏书稿；章华绂于1832年另行刊印的大梁本，与后来收入《章氏遗书》的本子，内外篇的范围和编次都有明显出入。因而，某篇在一个版本中缺席，不代表它从未写成；现代重编所形成的框架，也不宜直接归为作者最后定稿。

参考：[1]

《易教上》以“六经皆史也”开篇，随即说明古人不离具体事务而谈道理，六经原与先王政典相连。章学诚特别解释《易》：卜筮、历法和象数，在古代不只是私人玄想，而与治理、授时和引导民用的活动相关。他是把经典放回其产生和使用的历史环境。

这一论断不是说六经都等同于后世按年排事的史书，更不是宣布经典毫无价值。章学诚仍承认圣人与经典的规范地位，只反对脱离制度实践，凭个人想象模拟古经。他从经的不同用途追索后来文体的分化，重视的是著述如何回应实际事务，而非把所有书压成一种体裁。

参考：[2] [4]

《史德》篇承接刘知幾关于才、学、识的讨论，指出史家还必须审察著书时的心术。才华、记闻和判断力并不足够：善于记诵不等于真正的学问，文辞漂亮不等于史才，断言果决也不等于史识。材料、文辞与意义应当彼此支持。

他尤其警惕一种不易察觉的偏差：作者自认褒善贬恶，仍可能受好恶、怨愤或炫耀文辞的欲望支配，使貌似公正的叙述夹带私意。他以司马迁为例，反对把《史记》全书都理解成个人受辱后的怨谤。这种史德论以儒家名教为尺度，并不等于现代价值中立，却明确要求史家反省自身判断。

参考：[3]

《方志立三书议》提出，地方文献宜分别编成志、掌故、文征。志仿纪传史体，经过裁断形成历史叙述；掌故保存制度、条例与行政细目；文征汇集地方诗文。三者应相互辅助，不可缺一，也不宜不分性质地混在一部书里。

这一设计不是单纯增加篇幅。例如一篇诏令可以因叙事需要收入志，但大量行政细则未必适合全部塞入史文；优秀诗文也可能兼具文学价值，不能只用史事标准决定去留。章学诚由此把保存材料、组织叙述和选择文章分成相关而不同的工作。联系各篇成文情境阅读，才能看见他的思考怎样随问题展开，而不是把后人的概括误作固定不变的体系。

参考：[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