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口语与语言改革
卡拉季奇出生于特尔希奇。1813年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失败后，他迁居维也纳，与斯洛文尼亚语言学家耶尔奈·科皮塔尔相识。在当时书面语深受斯拉夫—塞尔维亚混合语体影响的环境中，他主张以日常口语为文学和教育的语言基础。
1814年出版的语法书把这一主张落实为字母、拼写和语法规则。改革并非凭空开始，它承接了萨沃·姆尔卡利等人的尝试，逐步形成三十个字母的体系，以减少字母与语音之间的重复和错位。1827年的识字课本进一步把改革用于教学，其中还包含教会斯拉夫语缩写释读、数字和乘法表等内容。
词典及其合作者
1818年在维也纳印行的《塞尔维亚语词典》（Srpski rječnik）收录26,270个词，并以德语和拉丁语解释。书中附有修订增补后的语法，因而既是词汇工具，也是展示新书面语规则的载体。科皮塔尔参与词义翻译，雅各布·格林后来又把语法译为德语，使不懂塞尔维亚语的学者能够接触这套成果。
1852年的第二版大幅扩充，由语言学家久罗·达尼契奇协助完成。词条不仅说明词义，还容纳习俗、故事、谚语以及学校和地方社会制度的描述。不同版本反映了持续搜集、解释和增补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完成的个人创作。
歌者、搜集者与译者
卡拉季奇在1814、1815年连续出版民歌集，搜集与刊印民间文学此后贯穿其一生。歌者菲利普·维什尼奇演唱的起义史诗，是这一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皮塔尔在1816年的评论中以荷马作比，帮助这些作品进入德语读者的视野。卡拉季奇的整理与出版贡献，建立在歌者及口头传统提供的材料之上。
欧洲传播也依赖他人工作。格林于1815年评论早期歌集，后来鼓励卡拉季奇加强故事搜集。1853年的故事集题献给格林；1854年，女儿米娜将这些故事译成德语，格林为译本作序。搜集、编订、翻译和评论由不同人物承担，共同扩大了作品的读者范围。
参考：[3]
争论与跨地区影响
改革在塞尔维亚遇到教会及世俗权威的反对，语言选择牵涉的不仅是拼写技术，也包括既有教育和文化权威。出版改革语法与词典，并不意味着新规则立即获得官方认可。卡拉季奇1864年在维也纳去世后，其正字法才于1868年在塞尔维亚正式采用。
他的影响还越过塞尔维亚文化圈。1819年，他访问基辅、切尔诺夫策和利沃夫，并与斯拉夫学者建立联系。乌克兰知识分子从其口语书面化与民俗搜集实践中获得启发，部分作品也被译介。其历史作用因而同时体现在塞尔维亚语的规范化，以及跨语言的学术交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