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选士的制度化

科举不是一所学校,也不是一场考试的名称,而是报名资格、逐级考试、名次评定和功名授予相互联系的选士机制。李朝1075年举行的考试,是这一制度史的重要起点,但早期考试间隔不固定,不能把后世三年一科的规则倒推到整个时期。

越南王朝借鉴中国的经学与考试传统,以汉文经典教育培养行政人才。陈朝及此后的制度调整逐渐加强考试的层级关系;至黎朝,考场组织与阅卷程序更加制度化。制度借鉴不等于政治隶属,考试由各朝廷组织,并服务于其自身的统治秩序。

参考:[1] [2]

考试层级与王权

成熟形态通常包括乡试、会试与殿试。乡试在地方举行,合格者再赴都城参加会试;通过会试者进入殿试,由朝廷确定较高功名的名次。各朝的考试科目、名额、资格和特别加开的恩科有所变化,不能用一个不变的流程概括八百余年。

以黎朝为例,答卷誊录和多人阅卷旨在减少考官凭姓名、笔迹或亲属关系徇私的机会。授予衣冠、举行宴会、荣归乡里等仪式,又把个人考试成功与君主恩典结合起来。功名因而既是知识资格,也是进入士人社会和获得地方声望的重要凭据,并不等于人人立即得到同等官职。

参考:[1] [2]

题名碑记录了谁

河内文庙现存的82座题名碑,记述1442至1779年间的考试,其立碑年代则为1484至1780年。考试发生与石碑建立是两组日期,不能把最早考试年份误作最早立碑年份。碑文用汉文记录登科者及相关官员,并阐述朝廷培养和任用人才的观念。

这些碑刻既保存姓名等具体信息,也具有表彰士人、劝勉学子的政治功能。它们反映王朝如何界定值得赞扬的学习和服务,而不是所有考生、落第者与基层教育的完整记录。一个家族或地方能够持续培养读书人所需的资源,也不能仅凭登科榜上的成功者名单来衡量。

参考:[2] [1]

改革中的最后一科

法国殖民统治下,传统考试并非在所有地区同一天消失。北圻乡试于1915年以后停止;阮朝仍在顺化举行会试,1919年成为最后一科。国家第一档案中心公布的学部奏议和报名档案,显示末科已不是单纯重复旧制。

1919年的考试仍包含经书、史学与传统公文,同时加入国语字文章、几何、法语翻译和听写,法国官员参与相关试务安排。档案还规定,会试合格者不享有在本地政权机关优先录用的资格。考试科目变化与功名就业价值下降同时发生,说明科举的终止既是教育方式转换,也是旧式士人与行政任用关系的重组。

参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