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首领与印加身份
孔多尔坎基生于1738年，曾在库斯科的耶稣会学校就读，继承苏里马纳、潘帕马尔卡和通加苏卡等地的卡西克职位。这种地方原住民首领身份，使他既同社群相联系，也处在殖民统治的制度之内。他与米卡埃拉·巴斯蒂达斯结婚，育有三个儿子。
他以图帕克·阿马鲁之名强调自己的印加王族血统。十八世纪的这位起义者，与1572年被处死的印加统治者图帕克·阿马鲁一世，并非同一人物；“二世”的称呼连接了王朝记忆与当时的反殖民动员。
税役负担与起义文告
1780年11月4日，孔多尔坎基拘捕廷塔地方官安东尼奥·德·阿里亚加，起义由此展开，阿里亚加随后遭处死。反抗针对的是地方官员及其征敛秩序，但不同负担在起义纲领中并非一概等同。
1781年1月17日的文告提出废除强制摊派、教会收费、交易税及其他不公征收，却明确保留王室贡赋，称其为国家和臣民生存所需。这与他宣称拥护国王、维护天主教的立场相呼应。另一方面，1780年11月16日的文告号召库斯科居民脱离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并向离开主人、加入起义的奴隶许诺自由。该文告把解放同军事动员相结合，并不等于全境奴隶制已经实际废除。
战争扩展与共同领导
起义军于1780年11月18日在桑加拉拉获胜后，如何进攻库斯科成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孔多尔坎基转向南部扩展力量，巴斯蒂达斯则在通加苏卡承担政治与行政指挥，签发通行证、发布命令并组织征集人员。
两人的通信显示，她并非仅负责照料家庭或被动执行丈夫决定。1780年12月6日，她严厉批评进军延误，担心粮饷耗尽、士兵离散，并指出对方已经获得设防时间。起义由地方社群、亲属网络及多名指挥者共同支撑，内部也存在对进攻时机、联盟与行动方式的分歧。
参考：[3]
被捕、处决与反抗的延续
1781年4月，起义领袖败后被捕。西班牙军官何塞·德尔·巴列4月6日致阿雷切的军报，已经报告孔多尔坎基落网，并在附言中称巴斯蒂达斯和两个儿子也遭拘捕。这份敌对一方的报告，把军事镇压与搜查起义文书紧密联系在一起。
5月18日，孔多尔坎基、巴斯蒂达斯、长子伊波利托及其他被判死刑者在库斯科公开处决。年幼的费尔南多并未一同被处死，而是后来被押往西班牙。领袖遇害没有立即终止战事，反抗在南部继续延续至1783年前后；运动的范围与持续时间，超过了孔多尔坎基本人的指挥时期。
后来形成的英雄形象
图帕克·阿马鲁的英雄形象经历了长期变化。二十世纪后期，贝拉斯科政府尤其将其同土地改革相联系，强调原住民反抗和社会正义。
沃克指出，学者对这场起义同十九世纪独立运动的关系仍有不同解释。文告中的王室贡赋、天主教立场和印加血统诉求，体现了它自身的政治语言；后来以他命名的组织与改革计划，则属于新的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