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育与殖民流放
苏坦·夏赫里尔（Sutan Sjahrir，1909—1966）出身苏门答腊，曾赴荷兰学习法律，但没有取得学位。1931年回国后，他参与建立重视政治教育与干部培养的民族主义组织，并与穆罕默德·哈达合作。
1934年被捕后，夏赫里尔先被关押于巴达维亚，1935年送往上迪古尔，翌年转至班达内拉。殖民总督的特别权力允许行政当局限制人身自由而不经过通常的司法审判，流放并非普通刑事定罪后的服刑。
他的流放书信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沉思录》的基础。保罗·贝尔的研究指出，玛丽亚·迪沙托在1945年选编、重排并部分改写这些文字。出版物因而既记录夏赫里尔的反殖民思考，也包含合作者为争取国际理解所做的编辑工作。
从独立口号到民主主张
日本占领期间，夏赫里尔没有走公开合作的道路。1945年11月，他发表《我们的斗争》，随后出任共和国首任总理，苏加诺仍为总统。首相向临时立法机构负责的安排，使独立初期的行政权运作发生变化。
在这部小册子中，夏赫里尔把对外争取民族独立与对内推进民主相联系，反对将排外仇恨视为解放本身。他要求保护个人权利、改善工农处境，并批评权威崇拜。这些是他对革命方向的政治主张，而非已经实现的社会状态。
参考：[1]
谈判、事实承认与国际压力
夏赫里尔任内参与林牙惹蒂协定的谈判。协定签订后，美国国务院于1947年4月3日指示驻巴达维亚领事机构，向荷印双方表达欢迎，并书面通知美国承认共和国在爪哇、苏门答腊和马都拉的事实管辖权。这种承认针对实际管辖与交涉资格，并不等于已经承认共和国对整个荷属东印度享有完整主权。
1947年8月，已经卸任总理的夏赫里尔与外长阿古斯·萨利姆等人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备忘录记载，印尼代表希望由中立委员会监督停火，并借助联合国推动主权目标；他们认为荷兰的军事压力使平等谈判难以进行。
美国官员则坚持谈判解决，并不接受共和国必然成为整个联邦主权国家的解释。国际外交由此既提供了抗衡殖民复归的渠道，也暴露出共和国与外部支持者对独立进程的不同理解。
政党活动与晚年困境
1948年，夏赫里尔另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1960年该党被取缔，1962年他遭苏加诺政府拘禁而未获审判；后来因病获准赴瑞士治疗，1966年去世。他在独立运动中的显著地位，并未转化为共和国建成后的持续执政权力。
在贝尔的研究中，夏赫里尔的思想代表了印尼政治的一条特定脉络：民族自决与个人权利可以相互支撑，而不必彼此排斥。这一脉络存在于多种竞争性的民族主义、宗教和社会主义方案之间，不能代表整个反殖民运动的统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