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员到报刊编辑
普拉杰出生于奥兰治自由邦的茨瓦纳语家庭，在传教学校受教育，后来做过邮务人员和法庭翻译。马弗京围城期间的见闻成为其日记材料；语言工作使他长期处于非洲居民、殖民官员与白人社会之间。
1901年，他主持茨瓦纳语和英语报纸《Koranta ea Becoana》，得到西拉斯·莫莱马的资金支持；其后又在金伯利办报。编辑、资助者与读者共同构成了这一公共空间，普拉杰的新闻活动也由地方事务逐渐进入黑人政治权利的讨论。
请愿、书信与帝国政治
1912年南非土著国民大会成立，普拉杰出任首任秘书长。1913年土地法引发抗议后，他参加1914年赴英国的代表团，希望借帝国当局干预南非联邦的排斥政策。请愿没有达到目标，他继续留英宣传，直到1917年才返回南非。
1916年致约瑟夫·布思的信显示，他仍诉诸英国所宣称的公正，要求非洲人获得平等待遇。同年致简·科布登·昂温的信则明确否认自己曾赞同土地法，并说明他与妻子伊丽莎白从有限收入中筹措著书费用。这些通信既记录政治诉求，也呈现了游说工作背后的家庭负担。
把土地制度写成家庭遭遇
1916年出版的《南非土著生活》将土地问题置于具体人的生活中。第四章记述他1913年7月乘车、骑自行车访问受驱逐者的经历：佃农失去居所，牲畜在迁徙中饥寒交迫，原有耕作关系被地主提出的雇工条件取代。土地限制由此同时成为劳动、家庭与财产问题。
其中，克戈巴迪一家在拒绝地主的新条件后离开农场，途中又发现亲属也遭驱逐。普拉杰写到婴儿病死而家人无地安葬的遭遇，使法律造成的流离失所具有可辨认的人物和地点。这是反对土地法的当事人调查与控诉，而非对全国受害人口的统计；其力量来自访问、行程和个人证言的结合。
参考：[3]
茨瓦纳语与英语文学
普拉杰的文化工作并不限于政治论著。1916年，他出版茨瓦纳谚语集，并与语言学家丹尼尔·琼斯合作编写茨瓦纳语读本；他也把莎士比亚戏剧译成茨瓦纳语。收集口传表达、研究语音与翻译经典，是不同而相互联系的语言实践。
1930年出版的英语小说《姆胡迪》以十九世纪南部非洲为背景，将非洲人物置于历史叙事的中心。小说、报刊和土地论著采用不同文类，延续了他对黑人社会经验的关注。他晚年仍参与反对通行证制度的游说，193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