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官员到改革者
潘周桢出身广南，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取得科举功名后曾在阮朝礼部任职。20世纪初，他接触梁启超等人的新书新报，逐渐离开官场，与黄叔沆、陈贵玾等人讨论改革，考察教育、商业及社会生活。
他并未把民族危机仅解释为外来军事侵略，也批评君主专制与旧式士人教育对社会能力的束缚。中国改革著作、有关日本变化的知识以及经汉文传播的欧洲政治思想，为他重新理解民权与国家富强提供了资源。
教育、民权与民生
潘周桢的主张通常概括为开民智、振民气、厚民生：教育应超越应试词章，传播国语字与实用知识；民众应认识自身权利并形成自强意识；商贸、生产及互助组织则应改善生活基础。这些并非互不相干的措施，而是他所设想的社会政治转型条件。
他参与中部维新活动，并在河内东京义塾演讲；办学、商会与生活改革则由多个地区的士人和支持者共同推动，不能全部归为个人创办。他与潘佩珠也不是同一个人：相较于后者当时重视海外援助与武装救国的路线，潘周桢更强调公开活动、制度改革和反专制。
改革道路与殖民压迫
潘周桢试图利用法国共和政治和人权话语，要求殖民当局改革，并争取法国进步人士支持。这不等于赞同殖民统治，而是一种把社会改造置于立即武装起义之前的政治策略；它同时面临一个矛盾：可以援引法国自由原则，却无法保证殖民官员在越南实行这些原则。
1908年中部抗税运动扩展后，当局镇压改革网络，潘周桢被判监禁并流放昆仑岛。Vinh Sinh编订的年表记载他于1910年获释，1911年赴法国。在法国期间，他继续批评印度支那政策，也遭受监禁，说明公开改革路线并未使他免受殖民国家的强制。
最后的著述与历史位置
1922年，潘周桢向到访法国的启定帝写《七条书》，集中批评君主的行为。1925年回国后，他发表有关东西方伦理以及君主制与民主制的演讲，延续了把政治制度、公共道德和民众能力联系起来的思考。他于1926年3月24日去世。
后来对他的评价经历变化：有的叙述以未选择武装革命批评其温和，有的则重视其民权思想与教育实践。理解他的历史作用，既应看到向殖民统治者要求改革的局限，也应看到他把反专制、社会自强和民族前途放在同一问题中讨论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