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

刘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是西汉末至新朝的经学家、校书者和官员，也是刘向之子；改名后的刘秀并非东汉光武帝。他早年因通晓《诗》《书》、能作文而受汉成帝召见，任黄门郎，后来与父亲共同整理宫廷藏书。

这项工作并不只是父子二人的私人著述。《汉书·艺文志》记载，朝廷命刘向校经传、诸子和诗赋，另由任宏、尹咸、李柱国分别负责兵书、数术和方技。刘向每完成一书，列出篇目、概括宗旨并上奏；父亲去世后，刘歆继续承担整理任务，汇总群书而编成《七略》。逐书校订、形成叙录与总括分类是相连而不同的步骤，不能把全部成果一概署在某一人名下。

参考：[1] [2]

《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它把经书、思想论著、文学与实用技术纳入同一套藏书体系，既记录书籍，也安排不同知识之间的位置。《汉书·艺文志》明言取其要略加以删录，因此现存史志可以帮助理解这项工作，却不能直接当作未经改动的《七略》全文。

《艺文志》所保存的分类叙论并非中性的书架标签。例如诸子各家被联系到古代官职，又分别评论其长处和流弊；六艺处在核心地位，其他学说仍得到著录和比较。这样的目录同时具有保存文献与解释学术源流的作用。讨论刘歆的贡献，须看到他承续了此前校书人员积累的材料，也须区别刘歆编目与班固后来编写史志的环节。

参考：[2]

据《楚元王传》，刘歆校书时深入研读《左氏春秋》，并向尹咸、翟方进讨论经义。他尝试用传文解释经文，发展章句义理；刘向虽与他同样好古，仍坚持自己所学的《谷梁》义，父子并非在所有经学问题上意见一致。

刘歆随后要求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入学官。博士中有人拒绝讨论，他便移书责问，批评他们守住既有传授而排斥其他材料。争论既涉及文本和解释的可信程度，也涉及朝廷认可哪些学说、设置哪些教学资格。师丹等指责他改乱旧章，刘歆最终请求外任。其论辩是古文经推广过程的一部分，不能仅凭主张成立便认定所有文本问题已获解决。

参考：[1]

王莽掌权后重新起用刘歆，让他参与明堂、辟雍等礼制事务，掌儒林、史卜并考定律历；王莽代汉后，他任国师。《三统历》在太初历基础上发展历法解释，将推算与天地人三统、《周易》和律吕联系起来，说明当时经学与技术知识并非截然分隔。

刘歆后来又卷入谋诛王莽的行动，事泄后于公元23年自杀。他与新朝的关系有实际任职、制度参与和最终决裂等不同阶段。政治选择不能替代对校书成果的具体分析；同样，保存和整理古籍的贡献，也不能抹去其在王莽政权中承担的职责。

参考：[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