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仕宦与江南交游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是山东曲阜的清初诗人、戏曲家。他因御前讲经受到康熙帝赏识，获授国子监博士，后来奉派参与淮扬治河。此后的江南游历与交游，使他接触明末遗民、地方景物及南明往事，为戏剧写作提供了重要材料。
《桃花扇》1699年完成。孔尚任在《本末》中说，自己未出仕时已有构思，但担心见闻不足，长期只是勾勒轮廓，后来经友人催促才集中填词，多次改稿。这种自述表明，作品不是偶闻一则爱情故事后仓促写成，而是多年积累与具体写作条件结合的结果。
传闻如何成为戏剧
《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关系串联南明政治和社会变动。孔尚任称，亲族转述的弘光旧事可与其他记载参证；然而，李香君以血溅扇、杨龙友点染为桃花的关键情节，他也承认不见于其他书籍，而来自传闻。这一点恰好显示，作者的史料意识并不等于每个场面都有独立史证。
在《凡例》中，他区分朝政、文人聚散与儿女钟情，承认后者有艺术点染。扇子因而不仅是道具，也是把私情与兴亡联系起来的结构中心。人物确有历史原型，不足以证明剧中对话、巧合和爱情结局都真实发生；戏剧的解释力与史书的证据责任，不能混为一谈。
可歌、可演的结构
孔尚任并非只追求读起来华美。他在《本末》中记述，创作时得到吴人王寿的曲谱指导，每写成一曲便按节试唱，遇到拗口处再改。此前与顾采合作《小忽雷》的经验，以及熟悉演唱者的帮助，都说明戏曲文本的形成有具体的协作条件。
《凡例》又要求各出前后贯通，曲词和说白各有作用：难以直说的情绪、难以直接呈现的景象，可由唱词表达；交代事情则需照顾听众理解。他有意缩短曲套，写足说白，减少演员随意删添。这里既体现对舞台的熟悉，也反映作者希望控制演出文本的愿望。
抄本、观演与改编
据孔尚任自己的记载，《桃花扇》成稿后被官员、文士借抄，并传入宫中，随后进入戏班和私人宴集。他还记述不同观众在热闹演出中产生悲慨，显示同一舞台场面能够引发娱乐、追忆和政治感伤等不同反应。这些记载属于作者对作品传播的回顾，不宜据夸饰性语句推算确切演出次数。
《本末》还提及顾采另作《南桃花扇》，使男女主人公团圆，以及友人出资推动刻印。抄写、演出、改编和刊刻因此是不同环节。孔尚任留下的不只是一部传奇，也是一组观察清初戏曲如何从书斋进入社交与传播网络的直接材料。
参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