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植物学走向种群研究
约翰·兰德·哈珀（John Lander Harper，常署 John L. Harper，1925—2009）是英国植物生态学家，研究植物个体怎样萌发、生长、繁殖和死亡，以及这些过程如何改变种群数量。他的研究不以植被外观或物种名单为终点，而把自然选择与可以追踪、计数的生命过程联系起来。
哈珀在牛津大学接受植物学训练，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从事农业植物学研究。1960年前后，他到威尔士班戈的北威尔士大学学院任教；1967年相关学系合并成立植物生物学学院，他出任负责人。他于1978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90年获该会达尔文奖章。
种子落地，不等于幼苗建立
1965年，哈珀与 J. T. Williams、G. R. Sagar 合作发表关于土壤表面异质性和种子建立的研究。这项被称作“墓地实验”的工作，把注意力引向种子落点的细小差别，而不是只问一块土地上有多少种子。播下种子、种子萌发与幼苗成功存活，是需要分别考察的阶段。
美国农业研究局的 Young 与 Evans 在讨论冰草播种时，明确援引哈珀及学生的种床水分研究：种子必须从基质吸水，并避免水分向空气散失；种子与土壤的接触、覆盖和落点条件因而重要。他们自己的研究又显示，适宜温度与有水时段未必重合。这个应用例说明，种子自身的萌发潜力不能脱离实际微环境来解释，但该冰草试验并不是哈珀本人完成的。
计数之前先问什么算个体
植物种群研究还面临动物计数不常遇到的困难。哈珀在自己的学术回顾中指出，植物大小、寿命和繁殖量差异很大，单纯数株数不足以描述种群。植物还能通过分枝反复产生结构单元；草莓等产生生根枝条时，一片看似分离的植株未必来自不同种子。
因此，调查者需要说明计数单位：是由一个合子发育而来的遗传个体，还是地上可以辨认的分株或枝条。单位不同，增长和死亡的含义也会变化。把位置、大小与存活记录结合起来，才能区分原有个体继续生长、产生新结构，以及新个体进入种群，而不是把所有数量增加都称作同一种繁殖。
参考：[3]
著作与研究尺度的改变
1977年的《植物种群生物学》（Population Biology of Plants）系统汇集了这一路径。哈珀在回顾写作时强调，农业与林业文献保存着大量关于植物数量变化的资料；将它们纳入种群与演化问题，是该书的重要来源，而非凭空建立一套与实践无关的理论。
这一视角与群落演替研究并不相同：前者追踪个体及种群的出生、死亡和相互影响，后者关注群落组成随时间的变化。种群过程可以帮助解释群落变化，却不等于预设一套必然的演替次序。哈珀与学生、合作者的长期计数和实验，以及他与 Begon、Townsend 合写的生态学教材，使这种从个体过程提出问题的方法进入更广泛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