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丽士人到开国功臣
郑道传（约1342—1398），字宗之，号三峰，是高丽末期、朝鲜王朝初期的政治家与儒学思想家。他参与李成桂集团的政治改革和王朝更替，并以官制论述、军政实践及历史编纂，为新王朝建立统治秩序。其出生年存在不同推算；1342年说依据他自述少年求学经历与郑梦周应试年代之间的关系。
郑道传1362年登科，曾在成均馆讲授性理学。1375年，他反对权臣迎接北元使臣，被流放到罗州一带。1383年，他前往咸州拜访李成桂，逐渐进入后者的政治阵营。威化岛回军后，他与赵浚等人共同推动田制改革；1392年，又与多名文武官员拥立李成桂，成为朝鲜开国功臣。
官僚秩序与宰相的责任
1394年，郑道传向太祖进呈《朝鲜经国典》。全书借鉴《周礼》的六典框架，又吸收历代制度，分别讨论官员、赋税、礼仪、军事、刑法及营造等事务。《经济文鉴》和《经济文鉴别集》则继续论述各级官员职责及君主的行为规范。
《治典·摠序》把冢宰置于君主与百官之间：宰相既要辅佐君主、纠正失误，也要甄别人才、安排政务，甚至节制宫廷开支。其出发点是世袭君主的才能并不恒定，而治理国家又无法由一人包办。这是一种强调贤能宰相及官僚分工的君主政体构想，国王的任命、决策和统摄地位仍然存在。
郑道传也参与新都汉阳的宫殿、宗庙等设施选址，并为景福宫及若干殿宇命名。都城建设由太祖、主管机构及多名官员共同推进；郑道传的作用集中于制度与礼制秩序的设计，而非独力营建整座城市。
《佛氏杂辨》与新王朝的思想边界
1398年写成的《佛氏杂辨》，把反佛教论辩与儒家政治伦理联系起来。在有关人伦的篇章中，郑道传援引程颢，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关系为道德秩序的根本，指责出家生活脱离这些义务；在讨论祸福时，他质疑依靠奉佛免灾得福的说法。
这些判断体现的是郑道传站在性理学立场上的论战，而不是对佛教各派思想和信众生活的中性描述。其政治意义在于，为儒家官僚国家争取道德权威，并攻击寺院势力与旧有政治秩序的联系。该书在他生前未能立即刊行，后来经单行本及《三峰集》的编纂流传。
参考：[4]
军权、继承与身后评价
建国后，郑道传兼掌重要军政职务，试图通过统一训练和指挥削弱王子、功臣对军队的私人控制。他与李芳远的对立，也涉及太祖幼子李芳硕被立为世子后的继承安排。郑道传没有主导最初的册立，却承担世子教育并支持既定安排。1398年第一次王子之乱爆发，他遭李芳远一派杀害。
他的失败结束了本人执政，却没有使新王朝的制度建设归零。其著述保存在《三峰集》中，后世不断重编；1791年，正祖命令搜集遗漏文字并整理刊行。郑道传因而同时留下两种历史面貌：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以及朝鲜早期国家制度的重要论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