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生活与制衣劳动
全泰壹，韩文名전태일，出生于大邱。家庭制衣生意的起落，使他从小经历贫困、失学和往返于大邱、釜山、首尔之间的迁徙。他做过擦鞋、卖报等工作，也曾进入夜校学习，但家庭生计不断打断求学。
1960年代，全泰壹进入首尔和平市场的制衣业，从学徒、缝纫辅助工逐步成为裁剪师。工作环境使他接触到大量年轻女工的处境：狭小的阁楼车间通风不足，劳动时间很长，休息与健康检查缺乏保障。裁剪师的岗位给了他较大的工作自主性，却没有消除整个行业中低工资和强劳动强度的问题。
调查、结社与法律学习
全泰壹开始研读《劳动基准法》，把纸面上的劳动保护与车间生活对照。1969年，他和其他裁剪师组织“傻瓜会”（바보회），调查工时、工资、职业病和休息日，并向市政府及劳动部门提出申诉。这不是一个人孤立的抗议：同伴协助调查和递交材料，女工的实际经历构成了诉求的基础。
资金不足、雇主压力与缺少实际成果，使早期组织活动受挫。1970年9月，全泰壹又参与组织三洞亲睦会，恢复调查并向新闻机构和劳动机关反映情况。纪念馆保存的问卷说明显示，新一轮调查沿用了早先问卷的设计，按工种了解劳动条件。报纸随后报道和平市场的处境，但行政承诺并未带来他所期待的改善。
书信中的具体诉求
留存的致总统书信和署于1969年12月19日的致劳动监察员书信，呈现了全泰壹如何理解劳动问题。他把年轻女工的疾病、过长工时和低收入，与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劳动联系起来，向既有国家机关要求保护，而不只是表达个人生活的苦楚。
在致总统的信中，他提出缩短每日工作时间、每星期日休息、认真进行健康检查及提高学徒收入等要求。信里还保留着对总统干预的期待。这些要求说明，他关注的不只是抽象的尊严，也包括可以落实到生产安排、收入和劳动监督的制度条件。他曾设想创办遵守劳动法规的示范制衣企业，但缺少资本，计划没有实现。
1970年事件与此后的集体行动
1970年11月13日，全泰壹和同伴在和平市场的抗议受到警察阻止。他以自焚抗议劳动法规未获执行，当天去世。事件使制衣工人的处境受到更广泛的新闻报道和社会关注，学生、宗教人士及其他团体也参与追悼和劳工议题的讨论。
全泰壹去世后，其母李小仙与三洞亲睦会成员继续推动组织工作。1970年11月27日，全国联合工会清溪服装支部成立，后来通过自身活动、与其他工人的互助及外部支持者的联系，发展为1970年代韩国民主工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全泰壹的调查、书信与结社实践，和这些继承者的长期工作，共同构成了其历史影响；劳动权利的争取并未在1970年的悲剧后自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