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市场的成衣工人
1970年11月13日，韩国裁缝全泰壹（전태일）在首尔和平市场的劳动条件抗议中自焚，当日去世。此前，他与同事曾调查工场、向劳动部门递交陈情书并寻求新闻报道，要求执行《劳动基准法》。这场事件所涉及的，是成衣生产中长期未获落实的工时、休息和健康保障。
和平市场位于清溪川一带，楼内聚集了许多小型成衣作坊。1970年10月7日《京乡新闻》的报道，把缝纫工、裁剪工和助手的处境带到公众面前：一些楼层被隔成上下两层，低矮的工作空间仅约1.6米高，工人难以直腰；布料粉尘与拥挤使劳动环境恶劣。报道依据工人的陈情，记述每日十三至十六小时的工作，以及通常只在每月第一、第三个星期日休息的安排。
把劳动保护写进陈情
全泰壹先在作坊当助手，后来成为裁剪工。他接触《劳动基准法》后，开始把身边的劳动条件与法律规定比较。1969年，他组织裁缝同事成立“傻瓜会”（바보회），调查工人的处境，寻求劳动监察机关介入。工会后来编写的历史记述，他因这些活动失去工作，早期组织也逐渐停顿。
保存下来的致总统朴正熙信件没有署明日期。信中，他要求将过长的每日工作时间降至十至十二小时，让工人每个星期日休息，认真进行健康检查，并提高助手的收入。他还投诉，一间作坊只有少数工人受检，检查也只是形式。另一封写给劳动监察官的信明确落款1969年12月19日，指出年轻女工的长时间劳动，要求监察官处理。这些信把抽象的劳动保护化为可以逐项追问的工作安排。
调查、报纸与未落实的承诺
1970年9月，全泰壹回到和平市场，与同事重新组织三同亲睦会，简称三同会。这个名称联系和平市场、统一商场和东和市场的裁缝。他们分发问卷，收集工时、工资及健康情况，再据此撰写改善劳动条件的陈情书，于10月6日递交劳动厅。
次日《京乡新闻》以“狭小房间内每日劳动十六小时”为题报道。报纸同时称，劳动厅开始调查，并准备检举违反劳动法的业者。2016年，参与三同会的裁缝同事이승철在采访中回忆，他们为取得报纸，押下崔钟寅（최종인）的手表买来三百份，在市场内分发和售卖；助手可以免费拿到。这是工人把自己的调查重新传回作坊的一种办法。
报道之后，市场管理者和劳动监察官出面回应，提出改善通风、照明及劳动条件。两位同事的回忆与工会史都记述，承诺迟迟没有落实，三同会的抗议又遭阻拦。新闻曝光没有自动变成持续的现场监督，工人仍要追问原先提出的具体要求。
11月13日的抗议
11月13日，三同会成员在和平市场准备公开抗议，要求遵守《劳动基准法》。警方和市场警卫阻止工人集结，成员展开的横幅在冲突中被夺扯。全泰壹在这次抗议中自焚，送院后于当晚去世。
当时的同事随后继续参与组织工作。全泰壹的母亲李小仙（이소선）向业者与当局提出八项要求，包括每周带薪休息、缩短工时、定期健康检查、拆除低矮夹层及支持成立工会。工会史记载，她把落实要求与办理葬礼联系起来；11月16日劳动厅长作出接受要求的承诺，18日举行葬礼。
从亲睦会走向工会
11月20日，相关代表在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简称韩国劳总）会议室组成清溪服装支部筹备委员会，推举三同会成员崔钟寅任筹备负责人。11月27日，全国联合劳动组合清溪服装支部召开成立大会，通常称清溪服装工会。1990年工会史记载，大会由代表五百六十名会员的五十六名代表参加；12月10日，支部取得首尔市发出的成立申报证明。筹备、成立大会和收到证明，是相接而不同的步骤。
工会把分散在小作坊的工人联系起来，但招募会员并不顺利。工会史记述，部分业者以会费、税负或解雇相威胁，阻止工人加入。工会干部因此逐个工作场所走访，解释组织的作用。工资、休息和劳动保护从一次陈情延伸为需要长期交涉与检查的问题。
参考：[3]
劳动保护与工人教育
工会的活动还延伸到教育。工会史把1972年4月22日记作在支部办公室开设“新村和平教室”的日期，课程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大学生组织协助，按三个月一期安排中等基础教育。空间不足限制了上课，另设教室成为实际需要。
1973年5月21日，东和市场楼顶的劳动教室举行开馆仪式。后来，工会与资方又围绕教室的管理权发生争执。全泰壹同事所继续进行的工作，因而既包括争取休息、工资和安全，也包括为工人取得学习场所及参与管理的机会。1970年的抗议与这些后续组织活动，共同显出了纸面劳动保障如何依靠工人的持续行动才能进入日常生活。
参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