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独立论证的汇合
詹岑－康奈尔假说（Janzen–Connell hypothesis）是解释植物更新与多样性维持的一种天敌作用机制，不是所有密度制约过程的统称。丹尼尔·詹岑于1970年、约瑟夫·康奈尔于1971年分别发表相关论证；前者的重要观察来自中美洲，后者来自澳大利亚热带森林。他们注意到，种子常集中落在结果树附近，而成功长成幼树的位置未必如此。
詹岑后来回忆，专食种子和幼苗的动物能够压低某一树种的更新，使其即使竞争能力很强也难以排斥其他树种。他把种子随距离分布的数量与存活概率结合起来形成模型。这是一个可检验的解释，并非原论文已经证明动物造成全部热带树种多样性；他本人在1980年的回顾中明确反对这种过度归功。
距离、密度与种子传播
机制的关键不是幼苗单纯“离母树远”，而是致死因子对寄主有选择性，并与寄主在空间上联系。若某类昆虫在特定树种的种子中发育，或病原体容易在其幼苗间传播，同种成树附近或同种幼苗密集处便可能具有较高风险。其他树种不受同等打击时，原本占优势的种类会留下更新机会。
种子数量和每粒种子的成功概率必须分开看。母树近旁即使存活比例低，仍可能有较多种子；远处即使风险较低，也可能没有种子到达。传播只有把可存活种子送到合适地点，才可能转化为新增个体。动物集中排种形成的高密度斑块，还可能在远离母树之处产生拥挤或取食风险，因此距离与密度不能互相替代。
从空间格局到致死原因
后续研究把最初的推论拆成不同检验：绘制成树、种子雨和幼树的位置，追踪各生长阶段的命运，并辨认导致死亡的昆虫或病原体。特博格2020年的综合论述介绍了秘鲁科查卡舒的长期研究：对四个会在同种成树下形成密集幼苗群的树种进行最长37个月的观察，发现同种幼苗死亡远高于混生的异种幼苗，并分离、辨认出部分致死节肢动物。
这些结果支持当地特定树种和阶段的天敌作用，但不足以证明所有森林、所有幼苗必然受到同一机制控制。试验若只观察种子，却漏掉主要发生于幼苗期的死亡，或观察期太短，都可能错过关键过程；反过来，只见幼苗死亡也不足以确认死亡原因。
参考：[2]
负密度依赖不是整条证据链
负密度依赖描述的是密度增加时个体表现下降的关系，不能单凭这一关系就认定专性天敌已经得到证明。幼苗竞争、微生境差异和种子到达格局也需要区分；还须比较同种与异种邻居的影响，确认作用是否足以改变各物种的相对更新。
从种子存活到长期多样性，又隔着萌发、生长和繁殖等阶段。早期有利的位置可能不利于后期生存，因而短期试验不能替代完整生活史判断。假说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一条连接种子传播、天敌与共存的具体因果路径，而不是把任何负密度关系都当作整条路径成立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