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法”与不同的改革环境
“扎吉德”源于意为“新方法”的 usul-i jadid，最初与识字教育改革紧密相连，后来成为一批穆斯林教师、出版者和知识分子改革事业的统称。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也不是一个覆盖各地的单一政党。教育、宗教解释、社会习俗与公共生活，都曾成为这一潮流的议题。
克里米亚的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于1883年创办《译者报》，次年在巴赫奇萨赖开设新方法学校；鞑靼出版与教育网络为跨地区交流提供了重要渠道。不过，改革在中亚的展开有自己的社会条件：俄属突厥斯坦受殖民行政直接统治，布哈拉则是保留埃米尔政权的俄国保护国。两地知识分子面对的政治权威与改革空间并不相同。
从识字方法到学校制度
新方法学校采用语音教学帮助儿童掌握阿拉伯字母，并把算术、历史、地理、卫生等知识纳入课程。改革者也重视教科书、固定课程和教学组织，认为教育关系到穆斯林社会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宗教学习没有因此简单消失；许多改革者把获取新知识解释为理解和实践伊斯兰信仰的一部分。
学校需要经费、教师和持续运作的组织，改革因而延伸到慈善社团与出版事业。在布哈拉，商人支持的“儿童教育”协会资助青年赴伊斯坦布尔等地求学。与俄属突厥斯坦较多依赖社会自办事业的情形相比，布哈拉改革者一度寄望埃米尔自上而下整顿国家、发展教育；君主拒绝或收回改革，又推动他们走向政治对抗。
报刊、戏剧与新的公共讨论
印刷、邮政和交通网络使中亚读者更容易接触俄国境内及奥斯曼、伊朗等地的书报。报刊把教育、社会习俗和世界局势变成可公开争辩的话题，知识权威也不再仅来自长期的经学院训练。改革者使用的语言与共同体观念并不固定：突厥语和波斯语文化相互交织，宗教共同体、地方社会与逐渐形成的民族观念同时存在。
具体实践包括1912年出版的塔吉克语《布哈拉贵城报》及突厥语报刊，以及贝赫布迪于1913年至1915年主持的《镜子》杂志。戏剧进一步把讨论带到舞台：他的《弑父者》于1914年在撒马尔罕演出，以家庭悲剧批评对子女教育的忽视。演出还可以为学校筹款。但订户有限、资金不足、审查和查禁，使这种公共文化始终处在脆弱的制度条件之下。
革命时代的分化与压制
1917年俄国革命改变了改革者的行动方式。一部分人转向政治结社、自治和国家建设；突厥斯坦的改革派同时遭遇保守宗教学者的竞争，并不天然代表所有穆斯林。布哈拉改革者中的青年布哈拉派则逐渐放弃对埃米尔的期待，部分成员与布尔什维克合作。1920年红军推翻埃米尔后，青年布哈拉派参与新共和国政府，尝试以国家资源实施教育和文化改革。
这种合作并不意味着双方目标一致。哈立德的研究强调，许多改革者把革命视为民族振兴与社会改造的手段，而布尔什维克坚持自己的阶级政治和权力组织。1920年代，扎吉德出身的教师与作家参与学校、语言和文学建设；随后他们的独立活动空间日益收缩，许多人在1930年代的政治清洗中遇害。新式教育和现代文学留下了长久影响，而改革者本身的道路，则受到殖民统治、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国家建设的多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