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韩愈，字退之，是唐代官员、古文家和诗人，后世亦称韩昌黎、韩吏部。他的写作既包括劝学论道，也直接介入官场争论和朝廷事务。进士及第后，他先后进入董晋、张建封的幕府，随后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职；在国子博士任上写《进学解》，以师生问答表现勤学、求用与遭遇挫折之间的张力。

元和十二年，他随裴度参加平定淮西的军事行动，事后升刑部侍郎，并奉命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着重叙述裴度的贡献，引起李愬方面不满，后来被命改刻。这件事说明，为朝廷记功不是超然的文学活动，怎样安排人物和功绩本身便涉及政治评价。

参考：[1]

《旧唐书》把韩愈的文学取向概括为反对拘守偶对，追求自主立意与新鲜表达。但他并非凭空发明尚古风气，传记还提到在先的独孤及、梁肃等人。《答李翊书》则把写作根基放在仁义修养与长期阅读上：起初取法三代两汉，继而辨别古书高下，再逐渐获得流畅而有判断力的表达。

这种学古并不是把旧辞搬进新篇。信中要求去除陈套，以水与浮物比喻气和语言的关系，使句子的长短、声音的高低能够随表达需要展开。《进学解》本身大量使用整齐句式、排比和声律。因而，古文写作的重点是摆脱形式的束缚，而非排斥所有对偶，更不是把文章统一改写成一种没有修辞的语言。

参考：[1] [2]

《师说》写给从学的李蟠，针对士大夫以相互师事为耻的风气。韩愈把传道、授业和解惑作为从师的理由，不以年龄与官位决定谁能教谁；又以圣人仍须问学、百工能够相互学习，反衬士大夫顾虑身份的矛盾。

文章进一步指出，掌握道理有先后，各人学业也有专长，师生不必在所有方面形成固定的高下关系。这种论证扩大了求教的可能性，但其中心仍是经书、古道与儒学传授，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教育制度中的全面平等。反问、对比和层层推进的论辩，也使语言形式服务于具体的社会批评。

参考：[3]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迎佛骨入宫，韩愈上《论佛骨表》反对。他担心皇帝的崇奉引发民众竞相舍财、损伤身体及荒废生业，并以君臣父子的伦理和华夷区分否定佛教的正当性，最终请求毁弃佛骨。这不是一篇中立的宗教介绍，而是要求改变朝廷行为的强烈谏书。

表中把历代帝王的寿命、王朝兴亡与奉佛联系起来，是韩愈为谏诤组织的论据，不能据此确认宗教与寿夭的因果。《旧唐书》记宪宗尤其恼怒其中暗示奉佛者短寿的说法，经裴度、崔群等求情，韩愈被贬潮州。其后他又任袁州刺史，重返中央，官至吏部侍郎；文学倡导、儒家立场与仕途风险始终相互交织。

参考：[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