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令状的起点
1679年《人身保护法》是英格兰议会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制定的成文法，正式长标题说明其目标是加强臣民自由保障、防止将人送往境外监禁。它于1679年5月27日获御准，处理的不是抽象宣言，而是拘禁机关怎样回应法院命令的问题。
人身保护令早已有之，要求拘禁者把被拘者带到法官面前并交代拘禁理由。1679年法的序言直指漏洞：狱吏等官员拖延回应，即使法院反复发令，依法可以保释的人仍长期留在狱中。因此，这部法是在既有救济上加设执行规则。它与《大宪章》的自由传统有联系，却不能据此把令状直接说成1215年条文创设，更不能把1679年当作这一制度的唯一源头。
把拖延变成可追究的违反
第二条规定，在该条适用的案件中，收到令状的拘禁官员不仅要提交答复，还须送交被拘者并说明真实拘禁原因。法定期限依距离分为三日、十日和二十日，运送费用与担保另有条件。这不是所有被捕者一律“三日释放”，而是针对令状送达后如何履行义务的程序安排。
第三条允许符合条件的被拘者或代其申请的人，在法院休庭期间向指定高级司法官申请令状，以免休庭成为延宕理由。法官审查后可以要求保证日后到庭而准予保释，但对依法不得保释的拘禁仍保留例外。第五条对拒绝执行令状、拒供拘押令副本的官员设置金钱责任；第十条也规定，司法官拒绝签发依法应发的令状须承担责任。拘禁机关与司法官因此都被置于具体义务之下。
参考：[1]
反规避措施与适用边界
为了防止释放后立即换个说法重新抓捕，第六条限制以同一罪由再次拘禁，但保留有管辖权法院依法作出命令的空间。第九条约束任意更换拘押机关，第十二条则禁止将受其保护的人送到苏格兰、爱尔兰或其他境外地方非法监禁。地点的变换，不能轻易成为逃开司法审查的办法。
这些保障并非没有边界。明确以叛国或重罪拘押者，不直接适用通常的迅速保释安排，而由第七条处理请求审判后迟迟不起诉、不开庭的情形。第八条说明，刑事拘禁解除，不意味着债务或其他民事程序所致拘禁也一并解除。条文还为特定海外审判、请求流放及契约移送等情形保留规定。它保障的是限定范围内的法律程序，不能概括为取消全部拘禁权。
参考：[1]
可扩展，也曾被中止的保障
此后的制度发展没有停在1679年。1816年法把部分保障延伸至民事案件；现代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身保护令规则，则由成文法、判例和法院规则共同构成。因而，读懂1679年文本的历史意义，与把旧条文直接用于今天的案件，是两回事。
保障也并非一直不受政治冲击。1817年社会动荡时期，人身保护令制度遭到中止，讽刺画家克鲁克香克以此表现自由传统受到侵犯。其历史地位既来自作为自由象征的声望，也来自更具体的制度设计：把拘禁理由交给法院审查，并以期限、责任和反规避条款，使原有令状更难被行政拖延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