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身份、谋生与旅行
特里斯坦1803年生于巴黎，父亲来自秘鲁，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去世后，家庭失去经济保障；父母婚姻在法律上的问题，也影响了她的继承地位。她曾在安德烈·沙扎尔的作坊劳动，1821年与他结婚，后来离开暴力的婚姻关系。1838年沙扎尔向她开枪，她幸存下来。
1833至1834年，她前往秘鲁，在阿雷基帕和利马停留，寻求父系家庭的承认与支持。旅行没有解决其身份和经济困境，却给她观察新独立共和国、阶层差异及妇女处境提供了经验。这些经历后来写入1838年出版的两卷本《一个贱民的漫游》。
旅行书写中的劳动与女性
特里斯坦并不把旅行局限为风景描写。在秘鲁，她关注军队、教会、奴隶制以及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她既是观察者，也是被亲属制度排斥的当事人。她的视野主要来自实际到访的地区，不能把沿海城市的见闻当作整个秘鲁社会的完整写照。
1840年出版的《伦敦漫步》则把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和贫困置于读者面前，并特别讨论女性处境。她接触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思考教育、职业与婚姻制度怎样限制女性。秘鲁国家图书馆保存的1838年《一个贱民的漫游》和1840年《伦敦漫步》初版，也显示这两部书属于不同旅行阶段，不能混为同一次考察。
《工人联合》的组织方案
1843年，特里斯坦发表《工人联合》。1844年第二版所载方案，不是替某一行业建立互助会，而是要求不同职业的男女劳动者组成共同组织。她设想由地方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征集会费、派出宣传者，并聘任能够公开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代言人；资金用途和代表行为都应受到监督。
她还提出建立兼有教育和救助功能的“宫殿”，照顾儿童、受伤劳动者和老年人。方案中的女性并非附属受助者：地方及中央委员会应有女性成员，女孩应获得同样扎实的教育，男女伤病者与老人应享有同等待遇。她认为，劳动者若仍在家庭和组织中压迫女性，就无法实现自己宣称的平等。
这是一份尚待实行的组织构想，而不是对已建成全国机构的报告。特里斯坦在原文中也说明，预先制定的计划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调整。她把平等原则落实到委员会、经费、教育及照护安排，使妇女权利成为工人联合的内部规则。
参考：[3]
1844年的巡回活动与未竟事业
1844年，特里斯坦在法国各地旅行，与劳动者接触并宣传联合方案。她既要说明跨行业合作的理由，也要以女性身份在男性占主导的政治环境中争取听众。巡回途中的记录后来成为《法国之行》的基础，保存了她对工人组织状态和传播困难的观察。
她于同年11月在波尔多去世，未能完成这场行动。其意义不在于已经建立成熟工会体系，而在于把男女劳动者的共同组织、女性教育及社会保障放进同一套改革主张。阅读她的作品，既能看见具体组织设计，也能看见19世纪前期社会主义的道德诉求和实践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