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合同组织的军事服务
意大利语condottiere的复数为condottieri，源于表示契约的condotta。这个名称首先指承担军事服务的队长，也可泛指其部队，而非一个统一组织。制度在13世纪末开始显著发展，14至15世纪成为意大利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延续到16世纪。早期大型部队多有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成员，后来意大利本地队长的地位上升。
合同把私人掌握的兵力与城市、领主或其他政权连接起来。到15世纪，不少契约已详细规定兵额、服役期限、报酬、支付方式及伤残补偿。士兵可能直接领饷，也可能由队长转付。因此，雇佣关系同时包含政府对队长、队长对其部属的不同层次。
参考：[1]
城市财政与武装供给
雇用现成的武装队伍，使财力较强的城市能购买专业军事服务，而不完全依赖抽调本地居民。Mkrtchian从经济激励出发解释，这也减少了部分生产者离开日常职业的成本；某些统治集团对本地武装公民的戒心，则提高了外来军人的吸引力。这是一种解释制度形成的视角，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城市从此都放弃了市民兵。
军事支出也不限于战时薪饷。契约可以分配战利品和赎金收益，政府还可能在和平时期支付留用费用，以便需要时再次调用队伍。城市由此承担持续的财政义务，部队则获得比单次战役更稳定的收入；双方仍可能因欠付报酬、履约争议或另觅雇主而冲突。
从现金关系到地方利益
薪金不是维系服役的唯一手段。授予土地、住宅、公民身份、养老金，以及安排家族婚姻，都能使队长及其后代在雇主领地内拥有长期利益。15世纪威尼斯还为部分军人家庭提供安置和扶助。这类安排使军事服务具有延续性，也使政治忠诚与家庭财产交织起来。
但利益联系并未消除权力风险。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以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为例，叙述米兰雇用的统帅转而借助军事力量控制米兰。他所忧虑的不只是临阵逃走，还包括成功的队长拥有足以压迫雇主的实力。
马基雅维利的批判及其限度
《君主论》第12章把佣兵描述为缺乏可靠忠诚、趋避危险的武装，并把意大利受到外来军队打击与依赖佣兵相联系。这些论断服务于作者关于政权必须掌握自身武力的主张，体现了16世纪初政治危机中的判断，而不是所有佣兵战争的统计结论。
现代军事史讨论对“佣兵之间只是演戏”的概括有所保留。Villalon评介相关研究时指出，战争中既有避免重大损失的作战，也有伤亡惨重的交锋；他同时认为，被评著作尚未充分解释两者出现的差异。雇佣军队长制度同时涉及专业军事劳动、财政履约和主权控制，队长个人的勇怯不足以解释它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