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公职后的写作
《君主论》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讨论君主政权如何取得、维持和失去的政治著作。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掌佛罗伦萨后，他被解除共和国政府职务；随后又因被疑卷入反美第奇阴谋而受监禁、刑讯，获释后退居城外。过去处理外交与行政事务的经验，成为他整理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材料。
1513年12月10日致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记录了这部书的形成。马基雅维利说，晚间研读古人后，他把思考写成讨论君主国的小册子，朋友菲利波·卡萨韦基亚已经看过，而他仍在增补、润色。信中也谈到希望美第奇家族重新任用自己。这能确认当时已有作品及读者，却不能把写信日等同于通行文本全部定稿之日。
献辞与二十六章的安排
书信中的预定受献者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后来印本中的作者献辞却指向洛伦佐·迪·皮耶罗·德·美第奇。两者需要区分。献辞把多年政治经验和对古代的阅读作为献给统治者的礼物，展示了作者争取政治注意的姿态；献辞本身并不能证明受献者确实读过此书或接受了建议。
1532年佛罗伦萨本的目录已列出二十六章。开头区分共和国与君主国，再集中讨论世袭、新建和兼并等君主政权，随后转向军事力量、统治者的行为及意大利局势。第七章以切萨雷·博尔贾为重要例证，既分析他建立权力的措施，也写其父教皇去世、本人重病和教皇选举判断失误造成的困境。人物的成败被拆解为不同条件，而非只供读者模仿的一幅英雄画像。
军队、行为与不可控制的局势
第十二至十四章讨论军队，批评雇佣军与借来的援军，强调君主自己的力量。书中尤其指出，请来的外军即使获胜，也可能反过来支配求援者。因此，是否打赢一次战争，与是否能够自主维持政权，是两个需要分别考察的问题。
第十五章把实际行动同理想规范之间的距离摆到台前，第十八章以狐狸和狮子分别说明识破陷阱与使用力量。作者允许统治者在特定处境中背离通常的道德要求，但第十九章又反复告诫不要招致臣民仇恨。第二十五章把命运比作洪水，说明人虽无法控制一切，仍可预先修筑堤防。把这些论证压缩成不计条件地赞成欺骗或暴力，会丢失书中对准备、支持与后果的分析。
参考：[1]
1532年的商业印本
马基雅维利于1527年去世，《君主论》在1532年才进入印刷传播。伯德1891年编注本的书目研究列出罗马安东尼奥·布拉多的初印本，以及同年佛罗伦萨贝尔纳多·迪·均塔的版本。因而，1532年表示身后印行的阶段，不是作者才开始写作。
本次核读的均塔本题名页，不只列《君主论》，还列《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有关博尔贾处置政敌的文字，以及法国、德意志的见闻。卷首另有出版者写给乔瓦尼·加迪的献词，署1532年5月8日。它与作者写给洛伦佐的献辞并存，清楚显示作者文本、出版者选编和赞助关系如何共同构成读者拿到的书。
阅读早于印刷，也伴随反驳
传播并非从1532年突然开始。伯德引录的通信显示，韦托里在1514年1月已读到若干章节，却因没有全文而暂缓作出完整判断。阿戈斯蒂诺·尼福1523年出版的《论统治的技艺》又采用并改写了《君主论》的材料。这些证据分别指向朋友间的传阅和另一作者的再加工，不能合并成一个整齐统一的首批公众。
印本一问世，辩护就已进入书内。均塔在献词中反驳批评者，把政治知识比作同时认识药物与毒物，认为知道危险也可以帮助防范危险。1559年罗马禁书目录将马基雅维利列入作品整体被禁的作者；1560年泰利的拉丁译本仍在巴塞尔出现，1640年又有戴克斯的英文译本。禁令与跨语言出版同时存在，说明限制传播并不等于作品退出阅读。
作者的书与后人的政治标签
1576年，伊诺桑·让蒂耶出版反驳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把书中的政治学说同法国现实政治相连。伯德在整理这类早期批评时，区分了《君主论》的原文与后世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反对者的选择性引用，同译者和出版者的处理一样，都会改变读者所理解的作品。
《君主论》的历史因此包含几个不同层次：1513年的写作与求职期待，生前的手稿交流，1532年的出版经营，以及此后的翻译、查禁和争论。研究它的影响，既要看文本提出了什么问题，也要追踪哪些人以何种版本阅读和使用它。出版并未固定它的意义，反而让不同政治处境下的解释持续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