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落差到六点纲领
1832年的议会改革重新分配席位并扩大部分财产持有者的选举权，却没有赋予大多数劳动者投票资格。宪章运动由这种改革后的排斥出发，将政治代表权视为改善社会处境的必要条件。它不是1838年《人民宪章》这一文献的别称，而是围绕该纲领形成、持续动员的社会政治运动。
威廉·洛维特与弗朗西斯·普莱斯参与拟定的《人民宪章》提出成年男性普选、秘密投票、取消议员财产资格、给予议员薪酬、选区人口相对均等以及每年改选议会六点要求。其“普选”没有包括妇女；取消议员财产门槛与支付薪酬，则旨在使缺乏独立财产的人也能够担任代表。
参考：[1]
地方网络与报刊政治
运动并非始终由统一中央机关指挥，而是由地方团体和活跃人士组成的松散网络。《北极星报》将地方消息、政治论争和全国动员联系起来。英国国家肖像馆的展览资料记载，该报在1839年高峰时每周发行约五万份；费格斯·奥康纳还向订户提供政治人物肖像版画，使阅读、收藏和领袖形象传播结合起来。
这种共同传播空间并没有消除路线分歧。洛维特等人强调以和平的政治和教育行动争取改革，奥康纳则以更强硬的群众动员语言扩大影响，二者对威胁使用武力的态度有所不同。“道德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对立是策略和领导权之争，不能据此把所有地方团体或参与者一概视为主张暴力。
1839年与1842年的请愿
1839年6月提交的首次全国请愿拥有超过125万份签名，仍遭下议院拒绝。1842年第二次请愿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历史学家马尔科姆·蔡斯依据请愿史研究，将其签名数概括为约330万；各地送来的签名纸被接成巨卷，运送过程本身也是有乐队和队伍参与的政治展示。
第二次请愿不仅列出六点纲领，还诉诸宗教与政治自由、缩短工厂劳动时间和爱尔兰自治等诉求。下议院接收文件后，否决了听取宪章派代表陈述的提议。因此，“接收请愿”与“同意其诉求”是截然不同的程序结果。妇女虽不在六点纲领的选民范围内，却参与联络和征集签名；蔡斯所述可分别统计的地方材料中，女性签名约占十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显示运动的实际参与面宽于其选举权定义。
1848年的数字争议与政治挫折
1848年4月，奥康纳推动第三次全国请愿，并在伦敦肯宁顿公地举行集会。政府和议会为可能的骚乱作出准备，但集会没有发展为预想中的暴动。请愿仍未获得议会支持，围绕签名真实性的争论反而削弱了动员效果。
4月13日的下议院辩论保存了争议的不同声音。请愿委员会正式报告称，奥康纳呈交时宣称有570.6万份签名，但委员会安排13名书记员检查后，只统计出197.5496万份，并报告重复笔迹、虚构姓名和戏谑性署名。奥康纳反驳计数过程过快，援引地方回报为请愿辩护。这些记录能证明数字受到正式质疑及双方存在争执，却不足以把每一份签名都判定为虚假，也不能证实奥康纳关于有人蓄意破坏的猜测。
运动退潮与改革的不同步
1848年之后，宪章运动逐渐失去此前的全国动员规模。它没有以一次议会表决取得六点纲领，也不能把后来数十年的改革都视为自身活动的直接结果。不同要求通过不同立法和政治条件陆续实现；英国议会的历史概述指出，到1918年，六点中除每年改选议会外，其余要求已得到落实。
运动留下的另一项经验是群众如何进入原本排斥他们的政治空间：地方组织汇集诉求，报纸维系跨地区联系，请愿将人数转化为代表性主张，而议会的程序与核验又限制这种主张的效力。其历史因而既属于选举制度改革，也属于工人和妇女参与公共政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