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用知识到公共改革
卡塔内奥受教于罗马尼奥西，1824年在帕维亚取得法学学位，早年在米兰任教。1839年创办的《理工杂志》（Il Politecnico）把经济、技术与社会研究汇集在同一刊物中。他讨论米兰至威尼斯铁路、土地整治、农业、商业及教育，也写作历史、语言和文学评论。知识的公共作用，是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
他的影响依托期刊、学术团体和技术改革网络。他加入伦巴第学术机构，参加鼓励工艺与实业发展的社团；1844年《伦巴第自然与社会概况》的编纂，则把地区研究与科学界的集体工作结合起来。这些活动早于他的革命政治经历。
1848年的选择
起义前，卡塔内奥倾向渐进改革，曾设想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各地获得平等与自治。1848年3月18日至22日的米兰五日，使他直接进入反奥斗争：他在军事委员会中发挥领导作用，支持继续抵抗，并拒绝奥军提出的停战。街垒战由广大起义者进行，军事委员会与临时政府的政治立场也并不一致。
卡塔内奥反对亲皮埃蒙特的温和派把起义成果迅速纳入萨伏依王朝。他主张意大利各地以共和、联邦方式结合，而不是由一个王国统一支配。8月奥军重返米兰后，他经巴黎转往瑞士；有关米兰起义的著述，既是当事人的记录，也是他对温和派路线的政治批评。
自治与统一的不同道路
卡塔内奥的联邦思想在1848年转向更明确的共和方案，以瑞士和美国为参照，强调组成单位保留广泛自主权。他还把意大利的联合与更广泛的“欧洲合众国”设想联系起来。这使他既反对王朝中心主义，也不同于马志尼的统一共和路线。
1860年他赴那不勒斯为加里波第提供建议，希望统一采取联邦形式；主张直接并入撒丁王国的一方占据优势后，他返回瑞士。他先后在1860年、1867年当选议员，却始终未参与议会会议；共和立场与效忠君主的宣誓要求构成了实际冲突。他没有成为统一后行政制度的制定者。
提契诺的教育与公共生活
瑞士时期并非单纯退出公共事务。卡塔内奥参与确立卢加诺州立中学的教学原则，1852年起在那里教授哲学；学校的创设和运行属于当地教育机构及多位合作者的事业。他又借助卡波拉戈的出版机构整理革命文献，在《三年档案》中保存与解释意大利政治变动。
他与帕斯夸莱·卢基尼一起支持圣哥达山铁路方案，也关注马加迪诺平原整治。1858年提契诺授予他荣誉公民身份，此后他仍因铁路接线问题与当地政府及相关委员会发生分歧，1865年离开教职，1869年在卡斯塔尼奥拉去世。流亡环境给他的思想提供了联邦制度的实际参照，却未消除他与地方权力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