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丘上的遗存与现代城市
安曼位于约旦中部的高地，城市沿谷地与周围山丘展开。城堡山是其中的重要考古地点，保存罗马神庙、拜占庭教堂和倭马亚宫殿等不同时期遗存；这些建筑见证当地聚落与权力中心的变迁，但遗址本身只是现代城市的一部分。
城堡山大庙的铭文把建造时间限定在罗马总督格米尼乌斯·马尔基安努斯任内，即公元161至166年。庙宇石材后来多次被拆取再用，残余建筑在8世纪中叶地震中倒塌。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与修复重新竖起部分柱子，今日醒目的轮廓也包含现代保护工程的成果。
切尔克斯移民与区域市场
1878年起，切尔克斯移民在安曼建立农业聚落，其中部分人先被迫离开高加索，随后又因俄奥战争从巴尔干迁徙而来。早期居民利用罗马剧场附近的遗存安居，后续移民形成不同街区。迁入之前，当地部族已耕种土地、使用泉水和经营磨坊，安曼并非完全无人利用的空地。
土地登记把移民的耕作权利、房产交易及邻近社群的权利主张纳入奥斯曼制度。1903年大马士革至安曼的铁路段通车后，谷物运输和商业联系更加便利，萨尔特、大马士革及巴勒斯坦商人购置店铺与住宅。农业、地方贸易和外来资本共同推动了城市成长，而水源与土地竞争也引起居民和部族间的冲突。
参考：[2]
从市镇到首都
安曼于1909年成立市政机构，1914年成为地区行政中心。1921年，它成为阿卜杜拉领导的外约旦酋长国首都。奥斯曼时期积累的交通与商业基础，与此后政府、王室及公共机构的集中相结合，使安曼获得了超出普通农业市镇的吸引力。
首都地位将城市发展与新国家的行政建设联系起来。其增长不仅来自境外迁入，也来自约旦境内人口向就业、教育和服务集中的地区移动。街区逐渐越出谷地核心，沿山坡和交通路线扩展；国家政治中心与都市生活空间因而在同一地点叠加。
人口迁入与住房空间的分化
1948年和1967年的战争使大批巴勒斯坦人迁入，难民营、营地周围的住房区以及其他城市街区共同吸收了新增人口。此后，从海湾地区返回的约旦人、离开战争中的伊拉克及叙利亚的人群，又以不同经历进入城市。安曼的人口变化并非一种法律身份或单一迁徙过程的重复。
到20世纪末，东部和中心地区的密集住房、营地及非正规住区，与西部较大地块上的住宅开发呈现明显差异。20世纪80至90年代，一些改善项目通过道路和基础设施整治、土地权属正规化及居民参与，帮助原有住区接入城市服务。进入21世纪后，大型商业开发、交通干线与住房负担成为相互牵连的城市议题。
参考：[4]
市政扩展并不等于聚落边界
大安曼市政机构于1987年设立，其行政边界此后经历调整。市政管理涉及道路、垃圾处理、市场、规划和公共交通等事务，而供水、污水及电力服务另有负责机构。城市服务体系因此并不由一个机关单独包办。
联合国人居署2022年的空间研究分别处理市政辖区、建成区、行政省及周边城市联系。安曼扩张中的交通走廊、住宅增长和基础设施压力，经常超出早期中心城区的尺度。2008年总体规划，以及2017年韧性战略和2019年气候计划，反映了市政治理从安排新增建设，转向同时处理交通、资源消耗与人口安置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