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走向自然研究
阿梅代奥·阿伏伽德罗（Amedeo Avogadro，1776—1856）出生于都灵。他生活的年代意大利尚未统一，其家庭属于皮埃蒙特的法律与公共事务圈。父亲菲利波是律师和政府官员；阿伏伽德罗起初也接受法律教育，并从事教会法律工作，随后通过私人课程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
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与都灵大学密切相关。不过，决定其科学史地位的并不是一种以姓氏命名的数字，而是对物质组成的推理：怎样把可测量的气体体积和密度，与看不见的微观粒子联系起来。理解这项工作，需要回到十九世纪初原子理论和气体实验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
1811年的气体假说
盖-吕萨克的研究显示，参与反应的气体以及气态产物的体积常呈简单整数比。阿伏伽德罗在1811年论文中提出，在相同温度和压力下，等体积气体含有相同数目的分子。这样，宏观体积之间的比例便可与粒子数目的比例相联系，而不只是一个独立的实验规律。
该假说还提供了比较分子相对质量的方法：若同体积样品中的分子数相同，那么样品密度之比就对应分子质量之比。这里求得的是相对关系，并不是某一体积内粒子的绝对个数。阿伏伽德罗运用当时的气体密度数据讨论氧、氢等物质，数据和术语都具有其时代特点，不能直接当作现代精密测量结果。
参考：[2]
分子可以由同种原子组成
气体体积关系还带来一个困难：氢与氧形成水蒸气时，产物体积并不符合把所有单质气体粒子都视为单个不可再分单位的简单图景。阿伏伽德罗因而提出，单质气体的粒子本身可以由更小的同种单位组成，并在化合过程中重新组合。用现代语言解释，这为区分原子与分子、理解双原子气体和水的组成提供了关键线索。
但他的原文并没有按照今日教材固定使用“原子”和“分子”两个词，而是以不同修饰语区分若干层次的“分子”。因此，现代化学式有助于解释其思想，却不能冒充1811年论文的原始表述。他的重要贡献是打开一种解释路径，而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学的一整套概念和数值系统。
争论与后来的接受
这一假说没有立即成为共同知识。某些当时流行的理论以异种电性相吸来解释化合，难以容纳两个相同元素的粒子结合成分子的观点。阿伏伽德罗也不处在当时最活跃的化学交流中心。理论障碍和学术传播条件共同构成其思想长期未获广泛接受的背景；当时的分歧并非所有同行对一个显而易见事实的简单拒绝。
斯坦尼斯劳·坎尼扎罗后来利用这一思路整理原子量和分子量问题，并于1858年发表相关教学论述。其小册子在卡尔斯鲁厄化学家会议后传播，推动更多研究者重新理解这些关系。会议本身并未瞬间统一所有术语；后续阅读、教学和教材采用才使共识逐渐扩展。这是后人发展和传播阿伏伽德罗思想的过程，而非他亲自完成的晚年实验。
名字所纪念的贡献
今日的阿伏伽德罗常量联系物质的量与指定基本实体的数量。国际单位制规定，一摩尔恰好包含6.02214076×10²³个指定实体，相应常量的单位为摩尔的倒数；实体可以是原子、分子、离子或其他明确指定的粒子。
这个精确数值不应归功于阿伏伽德罗本人测量。1811年的核心命题是不同气体在给定条件下粒子数之间的相等关系，后世常量则承担绝对计数与计量单位之间的联系。把两者分开，反而更能看清他的贡献：他提供了一种从气体实验进入分子组成的概念工具，其价值经过后续理论整理与实验发展才充分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