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斯图里亚斯进入全国政治
阿圭列斯出生于阿斯图里亚斯的里瓦德塞利亚，在奥维耶多学习法律。约1800年到马德里后，他在莱安德罗·费尔南德斯·德·莫拉廷相关的翻译机构任职；1806—1808年赴伦敦执行争取英国合作、应对拿破仑扩张的使命。这段经历使其进入外交与中央政治事务，而不是仅作为地方律师活动。
半岛战争爆发后，他返回西班牙，参与召集议会的准备工作，并成为1810年加的斯议会的阿斯图里亚斯代表。其演说能力使他获得“El Divino”的称号。这个绰号体现了同时代对其议会表达能力的评价，并不表示制宪权或政治领导权归于他个人。
集体制宪中的起草与解释
阿圭列斯是制宪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尤其与宪法草案及《初步说明演说》（Discurso preliminar）的起草相联系。他的作用在于组织、论证和公开解释制度方案；委员会其他成员及全体议员的讨论、修改和表决同样构成宪法产生的必要过程，不能把1812年3月的颁布视作一人的作品发布。
宪法序言诉诸西班牙君主国的古老根本法，第3条却把制定根本法的权利归于民族；第15—17条又分别规定议会与国王的立法权、国王的执行权及法院的司法权。这种把历史传统与新的主权、权力分配原则并置的结构，是理解阿圭列斯所参与解释的制度方案的关键，而不是简单恢复旧王权。
这套方案仍承认世袭君主制，并以第12条排斥其他宗教的公开信仰实践。自由主义改革因而并不等同于现代的全面权利平等。其跨大西洋代表与公民资格问题也由多方争论塑成，不能把所有条文或限制都归结为阿圭列斯的个人主张。
监禁、部长任职与再次流亡
1814年费尔南多七世恢复专制统治后，阿圭列斯被捕，先后被送往休达和马略卡岛的阿尔库迪亚，直到1820年革命才获得自由。宪政中断在他的经历中不是抽象的制度更替，而是多年失去自由。
1820—1823年的自由三年时期，他一度担任半岛内政大臣，1821年3月离职，1822年又成为议员。他与更激进自由派的距离也逐渐扩大：赞成立宪并不意味着对改革节奏、政府权力或动员方式具有一致看法。1823年自由制度再次崩溃后，他经直布罗陀前往英国，并长期生活在流亡者群体中；专制当局还曾在他缺席时判处死刑。
1837年制宪与议长生涯
阿圭列斯在费尔南多七世去世后返国，1834年重新进入代表机关，此后继续在议会活动，并参与1837年宪法的制定。他没有停留在1812年的一次性制宪角色，而是在君主继承与自由派政治重新组合的背景下再次参与制度建设。
1837年6月，他当选制宪议会议长，并主持摄政玛丽亚·克里斯蒂娜代表伊莎贝拉二世宣誓遵守新宪法的会议。1841年3月，他再次获选为众议院议长。晚年他还担任伊莎贝拉二世及其妹妹路易莎·费尔南达的监护导师，1844年3月26日在马德里去世。
个人贡献与宪法实际命运
阿圭列斯的连续性在于通过议会、法典和公开论证限制专制权力；其政治处境却反复经历执政、被囚、流亡与回归。他的生涯能够说明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和妥协，不能被压缩成从革命演说直接走向稳定民主的直线。
研究宪法影响时，还须把作者与解释者的设计同地方实施分开。罗伯托·布雷尼亚对新西班牙的研究指出，1812年宪法在当地受到战争条件的强烈限制，实际遵行并不完整；美洲议员的发言贡献也不等于其提案均进入最终条文。因此，阿圭列斯的声望及制度论述，既不能替代集体制宪的历史，也不能证明宪法在大西洋两岸得到一致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