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膝河惨案

伤膝河惨案发生前，拉科塔社会已经承受土地丧失、保留地管制和生活资源缩减的压力。1890年的歉收与口粮削减进一步加重困境。鬼舞宗教运动为许多人提供恢复生活秩序与自主命运的希望，保留地官员和邻近定居者却把它视作即将爆发武装起事的征兆。

同年11月，美国军队进入松岭地区。12月15日，坐牛在斯坦丁罗克保留地遭警察逮捕时被杀，一些逃离者转而投向米尼孔朱拉科塔首领“大脚”的群体。大脚收到红云等松岭领袖的邀请，希望前往协助促成和平；军方则要求阻止其移动，双方对这支队伍的意图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参考：[1]

12月28日，塞缪尔·怀特赛德少校率领的第七骑兵团部队截住大脚一行，将其带到伤膝河军营。患肺炎的大脚随队抵达。当天晚间，詹姆斯·福赛斯上校带来增援并接掌指挥，霍奇基斯炮被布置在帐篷营地西北的小丘上。

翌日上午，福赛斯召集拉科塔男子，要求交出全部枪支。交出的武器不多，他随即命令搜查人员与帐篷。国家公园管理局保存的历史研究根据证言，把突然响枪与士兵争夺“黑郊狼”的步枪联系起来。随后士兵密集开火，少数仍持枪或重新取到枪的拉科塔人也进行还击，大脚受伤后被杀。

人群向营地以南的沟壑及其支沟逃散，妇女和儿童也置身火力之中。军队使用火炮，并派骑兵追击逃离者。枪火持续到午后，伤者直到当天稍晚才被运往松岭。大规模非战斗人员死亡，使这起事件不能只用双方交火来概括。

参考：[1]

关于响枪前的举动，当时军人内部也存在分歧。约翰·格雷沙姆中尉把一名拉科塔人的扬土动作解释为预谋进攻的信号；另一名目击军官罗宾逊认为，儿童仍在帐篷间玩耍，显示营地没有准备作战。幸存者杜威·比尔德则把该动作解释为鬼舞中的祈祷。第一声枪响及其意图的叙述并未因此得到一致解释。

埋葬数字也不能直接当作全部死者。1891年1月，埋葬队把现场仍存的146具遗体葬入共同墓穴；在此以前，一些遗体已经被亲友移走，还有伤者后来死亡。幸存者约瑟夫·霍恩·克劳德编列过186名死者，而国家公园管理局存档研究综合其他访谈，估计死亡者至少约250人。不同数字涉及不同记录范围，精确总数仍难确认。

参考：[1]

惨案消息传开后，松岭周围又发生数次冲突。纳尔逊·迈尔斯将军到场后，对非战斗人员的重大伤亡及部队部署产生疑问，启动调查。1891年1月的谈判与拉科塔群体返回保留地事务所，逐步结束了这一轮军事行动；伤膝河留下的创伤却远未结束。

1903年，霍恩·克劳德在家人和朋友帮助下，于共同墓地树立刻有遇难者姓名的纪念碑。1986年，拉科塔长者又发起循大脚行进路线的纪念骑行；1992年，这项活动以“未来世代骑行”之名继续发展。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记录的参与者说明，把骑行理解为哀悼、修复群体创伤及教育年轻一代的过程。伤膝河因此既是1890年暴力的现场，也是后世拉科塔人主动保存记忆的地方。

参考：[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