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馏酒税与边疆经济
联邦政府于1791年开征蒸馏酒消费税，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筹措收入、偿付独立战争债务的一项措施。税收针对国内酒类生产，而不是只向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后来被称为威士忌暴乱的抵抗持续数年，1794年是武装冲突及联邦出兵的高潮。
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农民常把剩余粮食酿成更便于储存和运输的酒，威士忌也能用于交换商品。税款却须用现金缴纳，小规模生产者更难承担这一要求，也不像大型酒厂那样容易转嫁成本。对他们而言，税收触及的并非一种无关生计的奢侈品，而是粮食变现和日常交换的重要渠道。
蒸馏器登记、税务检查，以及被起诉后前往遥远联邦法院应诉的负担，也加剧了不满。反对方式从拒缴发展到威胁税务人员，甚至殴打、涂焦油和粘羽毛。与此同时，反对税法的人并非都赞同暴力，地方政治领袖内部始终存在不同策略。
1794年夏季的升级
1794年7月，联邦法警戴维·勒诺克斯在税务官约翰·内维尔陪同下，向未缴税者送达司法文书，遭到武装阻拦。7月16日和17日，抗议者连续攻击内维尔住宅，交火造成死亡，住宅及附属建筑随后被焚毁。税务官与法警被迫离开当地，联邦政府已难以依靠通常的执法人员执行税法。
抵抗在阿勒格尼、华盛顿、费耶特和威斯特摩兰等县扩大。地方报人休·亨利·布雷肯里奇和州议员阿尔伯特·加勒廷主张和平解决，但武装集会仍在匹兹堡附近形成。暴乱的关键转折，不只是民众拒付某项税款，而是执行联邦法律的人员、文书和财产受到有组织的攻击。
公告、谈判与民兵动员
华盛顿8月7日的公告援引1792年民兵法，并说明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威尔逊已认定，部分县的阻抗超出了普通司法程序或法警力量能够应付的范围。总统命令参与者在9月1日以前解散返家。公告把武装阻法界定为严重威胁联邦秩序的行为，但它本身也是政府为采取强制措施提出的法律与政治论证。
政府一面要求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马里兰和新泽西准备民兵，一面派委员同西部代表谈判。谈判未能让委员确信法律可以安全实施，约一万三千人的部队遂向西推进。华盛顿亲自随部分军队抵达贝德福德，随后返抵费城，由弗吉尼亚州长亨利·李继续统率。
军事动员在当时亦有公开批评。署名“Nestor”的作者在8月12日的报纸公开信中，一方面否定西部的违法暴力，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先尽调解之力，警告公民相互作战的危险。这种立场说明，支持依法征税与质疑动武的必要性，并不必然互相排斥。
恢复执法与税制争议的延续
1794年秋军队进入西部时，成规模的武装抵抗已经瓦解，双方没有进行预想中的大会战。约150人被捕，但不少人因证据不足获释，最终仅两人被判叛国罪，华盛顿后来予以赦免。拘捕人数、实际受审人数与定罪人数不能混为一谈。
政府以动员、执法和赦免相结合的方式恢复了秩序，显示新宪法下的联邦能够组织跨州力量执行全国性法律。不过，武装抗税失败并不意味着这项税收获得了普遍支持。政治上的反对继续存在；1802年，杰斐逊任内的国会撤销了蒸馏酒消费税及其他联邦国内税。
因此，1794年的结果主要是确立法律不能由地方武装自行废除，而不是使某种税制永远不可改变。税收政策后来经选举与立法程序改变，和当年政府拒绝接受武力胁迫，是理解这场危机时必须区分的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