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网络中的桌湾据点
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让远航船舶在非洲南端补充水、蔬果与肉类。1651年，公司委派范里贝克组织据点建设；1652年4月6日，他率船队到达桌湾，在桌山脚下开展工程。这里属于通常所称的好望角地区，但据点并非建在好望角岬角本身。
这不是进入无人居住之地。科伊科伊人利用周边土地放牧，欧洲船只获取牲畜必须与他们交涉。公司拥有自己的商业与行政目标，其内部授权并不能等同于当地社会同意让渡土地。两种关系从一开始便并存：船舶补给需要当地交换网络，永久据点又逐渐改变了土地使用。
堡垒、菜园与公司管理
范里贝克并非单独行动的探险者。出航前已成立的政务委员会负责公司据点的决策，航程中的会议记录也被保存下来。抵达后一周内，建设好望角堡的工作开始，同时开辟菜园、组织淡水及牲畜供应，并为过往船员提供医疗协助。
初建堡垒主要采用土、黏土与木材。第一年冬季的风雨破坏住所与种植地，补给并没有随登陆自动得到保障。今天开普敦保存的好望角城堡则是1666年才开始兴建的另一座建筑，不能将其石砌堡墙直接作为1652年初建据点的遗存。
参考：[2]
从食物供应转向土地占有
为增加农业供应，公司于1657年让部分雇员脱离服务契约，成为所谓“自由民”，在利斯贝克河谷经营农场。这里的“自由”指其相对于公司雇佣关系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当地土地没有既有使用者，也不意味着农场贸易完全自由。
耕作区、围界与放牧路线发生直接冲突。殖民者按照公司授地与个人占有方式划分土地，科伊科伊人则要求维持社群的牧场及通行权。土地侵占并非纯粹的抽象文化分歧，而是限制牲畜生计的实际行动。1659至1660年的第一次科伊—荷兰战争，表明据点扩张已经造成武装抵抗；1652年不能被描绘为一项始终和平的商业安排。
劳动力制度与殖民化后果
农业和据点工程也产生持续的劳动需求。伊济科博物馆的研究说明记载，范里贝克请求输入奴隶或中国劳工，并于1654年获得输入奴隶的许可。1658年，阿默斯福特号与哈塞尔特号运来成批被奴役的非洲人；之后的输入来源又扩展至印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等地。
原住民遭受土地剥夺，与跨海输入人口受到奴役，是彼此相关却不能混为一谈的过程。补给站遂不仅服务船舶，还形成了以公司行政、定居农业和强制劳动相结合的殖民社会。它是开普殖民扩张的重要起点，但后来的疆域、国家制度与种族隔离政策并不是1652年一次决定的完整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