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律与解释共同编定
公元653年，唐朝完成对律文的系统解释，形成后来所称的《唐律疏议》。律条与疏文并列，使官吏能够阅读规则及相关说明。编定工作继承更早法律，也适应唐代的官僚、家庭和身份秩序。官府要处理刑罚、职务、婚姻、财产和户籍等事务，统一文本有助于不同地区采用相近判断。法律因此既是禁令和处罚，也是一套供官吏学习、解释和办案的文字知识。
同一规则中的身份差别
唐律按身份和亲属关系安排责任与处罚，官员特权、良贱区别和家庭等级都进入法律。涉及亲属的行为可能与一般案件受到不同处理，婚姻和继承也置于家族秩序中。疏议用解释和例子说明条文的应用，显示法律并未把所有人当成相同地位的主体。办案者要识别身份、行为和条件，再确定适用规则。法律文本由此保存了社会关系如何被分类，以及国家怎样把这些关系纳入可裁断的程序。
法律文本跨越时代和地区
《唐律疏议》通过抄写、刊刻和官吏教育持续流传，也影响后来中国法律以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制度编纂。不同政权采用时会调整规则，文本并不意味着各地社会完全相同。它提供了一种法律组织方式：把条文、分类和解释集中为可以查阅的体系。地方案件又让这些规则进入居民生活。中古法律的传播因此同时依靠书籍、人员学习与国家制度，形成跨区域的行政知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