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星期日与帝国危机
日俄战争的失利削弱了政府威信，也使原有的劳工、土地和政治参与问题更加尖锐。反对力量包括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自由派、社会主义组织和帝国各民族的政治运动，彼此并没有统一的目标或指挥中心。
1905年1月22日，即俄历1月9日，神父盖庞领导的圣彼得堡工人向沙皇呈递请愿。游行者中有人携带圣像和沙皇画像，仍期待君主干预工厂生活与官吏压迫。军队向群众开火，使这一天成为“流血星期日”。请愿队伍所诉求的工资改善、政治自由及代表机关，与政府以武力维持秩序的选择发生了直接冲突。
罢工、农民运动与苏维埃
罢工随后在各城市扩展，乡村发生占领或焚毁庄园、夺取粮食等行动，军队和海军也出现哗变，波将金号事件成为突出例子。运动遍及俄罗斯本部、波兰地区、波罗的海沿岸等地，反对专制的政治诉求与不同地区的民族要求相互交织。
秋季铁路和工厂罢工严重干扰交通及行政运转。圣彼得堡等地出现由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既协调集体行动，也成为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在1917年回顾革命时，特别强调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的结合，以及工人运动对乡村和军队的带动；这是革命领导者从阶级斗争角度作出的解释，而自由派的议会改革目标并不等同于这一革命纲领。
《十月宣言》的让步
面对持续的危机，维特推动沙皇接受政治让步。尼古拉二世于10月30日，即俄历10月17日，发布《十月宣言》。文书首先以恢复秩序和维护国家统一说明改革目的，同时承诺人身不受侵犯，以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宣言还要求扩大杜马选举参与范围，并宣布未经国家杜马批准的法律不得生效，人民代表可以监督政府机关行动的合法性。这使代表机关获得的承诺超出了单纯咨询职能。不过，文书没有立即建立普遍而平等的选举制度，也没有宣布政府必须取得杜马多数的信任。
接受这套安排的政治力量组织了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继续要求更广泛的选举和政治改革。政府由此争取到部分社会力量的支持，反对阵营对于继续革命还是通过议会寻求改革的分歧也更加明显。
镇压与有限的制度转变
让步并未结束武装冲突。1905年12月，莫斯科工人起义被政府军镇压；列宁后来把这次失败视为革命开始退潮的标志。君主政权保住了军队与行政系统，但工人的集体组织经验和政党的公开活动已成为新的政治现实。
1906年修订的国家根本法把皇帝、国家会议和国家杜马纳入立法程序，同时保留皇帝批准法律、任免大臣、统率军队和解散杜马的权力。大臣对皇帝负责，而非由议会多数决定去留。杜马休会时的紧急立法也有专门程序，既提供绕过通常审议的空间，又规定恢复会期后的提交与审议要求。
1906年和1907年的前两届杜马相继被解散，1907年的选举制度调整提高了地主等群体的政治权重。1905年革命因此留下了双重结果：专制君主制未被推翻，代表机关却已进入国家政治；立法参与有所扩大，社会与民族矛盾则远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