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后设立专门机构

1896年孟买暴发鼠疫,拥挤街区的住房与卫生问题随之进入殖民政府的改造议程。1897年初,孟买政府着手拟订城市改善方案,重点是疏通密集居住区、清除被认定为不卫生的住房,以及防止过度拥挤。同年9月,政府向市政机关等团体提出成立专门改善信托的方案。

孟买城市改善信托(City of Bombay Improvement Trust)的组织方式参照港务信托:受托人一部分由政府任命,一部分由有关团体选出,政府和市政机关向它提供土地使用权与财政支持。开辟街道、填海扩地及为贫民建设卫生住房,都被列为工作内容。

相关法案于1898年1月29日提交立法委员会,4月2日三读通过。印度总督批准该法的消息于8月30日公布;随后公告把11月9日定为首届受托人任期的起点。信托由此开始承担具体改造工作,住房建设和街道开通则在以后陆续展开。

参考:[1] [2]

受托人、专业人员与资金

1910年官方城市志记载,董事会连同主席共有14名受托人。市政机关选出四人,棉纺厂主协会、港务信托和商会各选一人,地方政府提名三人;另有军区指挥官、土地税征收官和市政专员等当然成员。主席是执行负责人,首任为沃尔特·休斯(Walter Hughes)。

董事会之下设工程、土地管理、医疗和秘书会计等部门。工程人员负责道路、房屋与施工,土地管理人员处理地产,医疗人员参与卫生事务。改造一个居住区,因而既是工程,也是土地与财政管理工作。

信托通过发行债券筹措资本,并取得土地、建筑的租金及市政拨款。政府和市政划交土地同时形成需要付息的债务。城市志汇总其最初十年的资本支出约为3200万卢比,其中土地征购占2350万卢比;房屋、道路及其他工程合计320万卢比。征地费用在这套改造机制中占了很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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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以后怎样重建

私人土地进入改善计划,先由政府公告征购,再依据1894年《土地征收法》由专门官员办理。工作初期由孟买征收官兼管,随着涉及地产增多,1900年8月13日设置全职特别征收官,1902年又增设一人。产权与价格的处理,成为拆迁之前的重要程序。

对补偿裁定不满的产权人,可以在法定限制内向上诉裁判机构提出申诉。该机构由一名大律师任主席,另有两名工程专业评议员,分别由政府与市政机关提名。复杂的补偿分配和法律问题,也可以由特别征收官移交裁决。

清理后的地块有的用于公共工程,有的通过协议或拍卖交给承租人开发。依城市志所列制度,承租人须按约在六至二十四个月内建房,提交设计与规格供董事会审批;工程师检查完成的建筑,确认符合要求后办理长期租约。改造因此依赖公共征地、专业审核和私人建设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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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格帕达住宅与新街道

第一项纳格帕达(Nagpada)计划针对约75000平方码的密集街区。至1909年的官方记述,该区已经清理并重新划设道路与建筑用地,工人公寓建在当地及附近的阿格里帕达(Agripada)土地上。阿格里帕达首栋住房于1899年11月9日举行奠基仪式,比首届受托人就任晚一年。

其他方案的用途各不相同。第二项计划开辟从皇后路到卡纳克桥的通道,后来称公主街,于1905年11月10日正式开通。第三项计划以一条80英尺宽的道路连接后湾与埃尔芬斯通桥一带,并配置贫民住房用地。第四项计划通向坎巴拉山和布里奇坎迪,兼顾较高档住宅开发。

达达尔、马通加和锡永方向的大面积低地,则被纳入城市向北扩展的安排。至1909年3月31日,官方列出33项改善计划,其中27项已获批准并在推进。这张工程清单同时包括道路、填海、住宅和警察住宿,并非全部都是工人住房项目。

参考:[1] [2]

新道路之外的居住压力

官方城市志肯定道路与清理街区的进展,居民迁居的处境则呈现出另一面。卡罗琳·E.阿诺德(Caroline E. Arnold)研究早期年报后指出,阿格里帕达原拟建设六栋公寓,完成四栋后,其余两栋被推迟,以便先积累使用经验。住房供应赶不上拆除旧房的节奏。

1905年以后,信托更多使用半永久性棚屋作临时安置,1908、1909年又在查尔尼路和帕尔坦路增加棚屋。阿诺德还指出,一些被迁居民仍希望住在熟悉的街区,房东于是继续分隔房间、加建楼层;清理区外的住宅承受了新的拥挤压力。

孟买改善信托把公共卫生目标落实为征地、道路和房屋制度,但新街道与新地块的形成,并没有同步解决所有住户的居所。早期改造的实际结果,需要连同建设进度、安置房数量及居民迁移去向一起考察。

参考:[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