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救援与暂留
1975年后，越南人的海上离境成为东南亚接收难民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挤船只把家庭带离故土，却不能保证到岸后的安全：遇险救援、获准上岸、营地暂住与最终迁居，需要分别找到愿意负责的机构和政府。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1976年报告记载，上一年约四千名主要来自南越的流离失所者，在公海获救后到香港寻求临时庇护。难民署向当地当局提供生活照料经费，并协助寻找长期去处；其中约三千七百人当年被第三国接收。这项早期实践已显示，救上船、准许暂留和提供永久安置是相接却不同的环节。
1979年营地与海上的压力
到1979年，抵达速度超过安置速度，马来西亚、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面临越来越多等待迁出的船民。难民署为当年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材料记载，拥挤营地的饮水、食物分配和卫生条件令人担忧；有些政府拒绝靠岸，甚至把已到岸的人送回海上。
船只常超载且不适航，一些求救信号又遭经过船舶忽视。救援船长面对的困难并不止于把人救起：下一港口可能要求先获得第三国安置保证才允许下船。海上救援由此与国家之间分担接收责任的承诺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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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发前匹配接收名单
1979年5月30日，越南政府与难民署达成有序离境谅解备忘录，为家庭团聚及其他人道个案设置较安全的离境途径。接收国列出愿意签发入境签证的人，越南则登记希望离境者；难民署协调交换名单，两份名单同时出现的名字可进入离境程序，未匹配的个案继续商谈。
同年7月20日至21日，联合国在日内瓦召集会议。各国把扩大第三国安置、维持首次庇护、建设中转处理中心和推进既有有序离境计划结合起来。会后所需的不只是外交承诺，还包括登记、准备个人档案、安排选择面谈和交通运输，才能让营地里的人真正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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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认定转折
十年后，持续离境与营地积压促使有关国家重新谈判。1989年3月7日至9日，吉隆坡筹备会议形成新的草案；6月13日至14日，日内瓦举行国际印度支那难民会议，并在14日通过《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它既继续鼓励正规的离境渠道，也要求建立较一致的区域难民身份认定程序。
计划区分适用截止日期之前已经在营的长期滞留者，与引入认定程序以后抵达的新来者。后者先获临时庇护，再由主管国家机构根据难民标准审查；难民署参与观察与咨询。第三国安置不再只是扩大总名额的问题，还与个人是否获认定相连。
参考：[4]
规则进入个人生活
综合行动计划要求向申请人解释程序，以书面通知决定，并为不利决定保留上诉途径。对获认定者，继续组织第三国安置；对未获认定者，则提出返回原籍国，首先尽力鼓励自愿回返，并在进展不足时研究国际实践认可的替代办法。这些安排是当时形成的政策框架，具体执行仍需各国与难民署协调。
1975至1989年的变化，把区域接收从紧急救援与转送，逐步发展为连接离境许可、临时庇护、营地生活、身份审查和长期去处的体系。对船民家庭而言，每一环都关系到能否登岸、何时离营及将在哪里生活。1989年计划的通过标志新的政策阶段，海上离境与等待安置的经历并未因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