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群益书社印行的新杂志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在上海发行，由陈独秀主持编辑，群益书社印刷、发行。封面印着法文La Jeunesse，中文刊名仍是《青年杂志》。后来广为人知的《新青年》，正是从这本刊物延续而来。
王奇生根据出版人汪原放的回忆梳理，陈独秀最初曾想同汪孟邹经营的亚东图书馆合作，后来经汪介绍，与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接洽。杂志的问世，既有编辑者的思想计划，也有出版商承担印制和销售的安排。
创刊号版权页列明，编辑者为青年杂志社，印刷者和发行者均为群益书社；总发行所在上海棋盘街，各埠书坊承接分售。单册定价二角，半年六册一元，全年十二册二元。邮购者还须按目的地另付邮费，刊末专列通信购书办法。
文章、来信和有偿征稿
创刊号《社告》把青年作为对话对象，提出讨论修身治国之道、介绍各国情势与学术思潮，并强调用平易文字说明道理。它还专设通信栏目，欢迎青年提出疑问和意见，由杂志作答。编辑与读者的往返交流，从第一期就被写进办刊安排。
陈独秀在卷首《敬告青年》中列出六方面期望，鼓励自主、进步、进取、世界眼光、实际效用和科学精神。他把个人的独立判断与社会更新联系起来，反对盲从和空想。文章仍主要用文言写成，创刊时的青年启蒙诉求，尚不能同后来白话文学的具体方案完全重合。
同一期目录并列着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的《新旧问题》、陈嘏的小说《春潮》，以及国内外大事记和世界说苑。议论、译介、小说与时事共同构成内容，刊物并非只有一篇宣言。
《投稿简章》规定，撰稿、译稿都欢迎，选登后每千字付二至五元；翻译作品须附原文，来稿须未曾刊于其他报刊。投稿寄往群益书社，最好经邮局挂号。这些细则把写作者、编辑和出版机构连成了实际可运作的供稿关系。
参考：[1]
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
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封面改用《新青年》，同时注明原名《青年杂志》，卷次则接续为第二卷。创刊与改名相隔近一年，改名后的第一号并不是整份刊物重新从头创办。
卷首《通告一》先说第一卷六册已经完成，再宣布更名，并列出温宗尧、吴敬恒、张耀曾、胡适、苏曼殊等撰稿者，希望以更充实的内容吸引读者。王奇生依据汪原放的回忆，还指出改名涉及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刊物名称相近的问题；这是后来回忆所提供的背景。
同页《通告二》宣布从这一期起新辟“读者论坛”，表示社外文字只要有研究价值，便可刊载，不必完全符合本刊的主张或体裁。印刷、发行仍由群益书社承担，刊末还列出各地代派书店。名称变化伴随着内容和供稿安排的扩充。
文学主张在通信中逐步展开
胡适与陈独秀的来信和答复，显示了稿件怎样成为讨论的起点。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的通信栏中，胡适谈及此前寄送译作《决斗》，继而批评陈套和用典，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意见，包括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和言之有物。
陈独秀赞同改革文艺的大方向，却没有照单接受。他对汉文是否应依西方文法解释、文学的“言之有物”应如何理解，以及情感抒写是否属于无病呻吟，分别提出疑问，并请胡适进一步阐释。杂志把分歧也印出来，使私人往来转成读者可以追随的公开论辩。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八项主张展开为文章，并在结尾说明它仍是一份有待讨论的草案。2月1日，陈独秀于下一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声援胡适，主张建设平易、写实、通俗的文学。两文是创刊之后逐步形成的倡议。
从个人主编到同人协作
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后，编辑活动随之北移，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王奇生的研究提醒，不能用作者后来获得的名声倒推刊物创办时就有巨大影响：1917年第三卷出完后，发行不畅曾使出版中断，经过交涉，才于1918年1月恢复。
第四卷起，编务更多由同人共同承担，定期议定稿件；第三号所登启事还说明，自该卷第一号起已取消原来的投稿章程，撰译由编辑部同人负责，不再另行购稿。这与创刊号公开付酬征稿的办法已有明显变化。
从1915年上海发行，到1916年改名，再到通信论辩和同人编辑，刊物的形态是在持续办刊中发展出来的。理解这些环节，才能看清它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刊物的过程，也能保留其最初作为一种青年读物的具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