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分散车站组织起来
京汉铁路连接北京与汉口，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的工厂和车站，成为工人组织的重要据点。自1921年起，各站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到1922年底，全路形成十六个分会，准备建立能够协调沿线行动的总工会。
总工会章程草案把司机、机匠、学徒和小工等不同工种纳入会员范围，规定代表选举、会费分配和互助事务。全路罢工须经执行委员会议决并获过半会员同意。这种安排试图把地方性团结转为铁路网络上的共同决定，工资和休息之外，组织能否存在本身也成了紧要问题。
2月1日的成立大会
1923年1月，筹备委员会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路局原已为代表赴会安排便利，临近开会，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却传达吴佩孚禁止集会的命令。工人代表赴洛阳交涉，未能撤销禁令。
2月1日，代表和来宾前往普乐园会场，途中受到荷枪军警阻拦，最终冲入会场，宣布总工会成立。军警随后占据会所，毁坏匾额礼物，并限制代表在旅馆、饭馆的活动。工会决定将办公地点迁往江岸，组织全路罢工，以回应对集会结社自由的压制。
2月4日：停驶成为交涉手段
罢工宣言把4日正午定为全路一致停工的时刻。当天上午，郑州、江岸、长辛店相继停工；至中午，客车、货车和军车的运行受到全面阻断。工人向旅客散发说明，交还工作器具，并组织纠察、巡逻和消息调查，以维持罢工期间的秩序。
工会提出撤换有关路局负责人、赔偿成立大会损失、归还匾额并由地方官道歉等要求，同时要求每周休息及阴历年一周假期照发工资。宣言把自由和人格置于中心，却仍保留具体劳动待遇诉求，政治权利与日常生活并未彼此分开。
强迫开车与拒绝单独谈判
铁路停运后，军政当局尝试绕过总工会恢复运输。2月5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军警拘来司机，准备强迫开车；工人聚集厂门，将被拘的工友带回。北段的路局则限期催促复工，从外地调来工人，并让兵士学习操作。
各分会强调服从总工会命令，拒绝各自接受条件。武汉其他行业工人到江岸慰问、集会和游行，使铁路争议扩大为城市工团的共同关切。然而停驶并未阻断军队调动，工会的电报电话联系也不畅通，沿线行动难以始终保持同步。
2月7日的流血镇压
长辛店的镇压从6日深夜搜捕工会职员开始。7日早晨，工人聚集要求释放同伴，军队向人群开枪。同日下午，张厚生率兵包围江岸工会所在地，枪击造成多人死伤，随后继续搜捕和抢掠。江岸分会负责人林祥谦被捕后，拒绝下令复工，遭军队杀害。
这一天成为后来纪念的“二七”事件。镇压并未随当天结束：武汉工团的法律顾问施洋于7日被捕，2月15日在武昌被杀。罗章龙汇录的通电和报告，对各地伤亡数目有不同说法；可以确认的是，江岸与长辛店的武力镇压，直接打击了工会领导层和罢工队伍。
复工之后的组织与救济
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组织联名下达复工令。部分工人此前已在武力胁迫下上工，复工也没有解除搜捕、解雇和逃亡带来的困境。北方铁路及武汉多处工会被封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到查抄和通缉，转移到上海开展工作。
幸存者设立驻沪办事处，继续发布声明、联络各地工团，并把国内外募集的款项转给遇难者家属和受困工人。邓中夏在1930年的回顾中，将武汉援助发动较迟、通讯联络不足列为教训；他也在书前说明不少叙述依赖记忆。罢工留下的，既有组织被摧毁的损失，也有对协调、互助与集会权利的持续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