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与乡村之间的动员
义安、河静位于当时法国控制的安南北部。“义静”是两省名称的合称。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下跌、沉重税负与土地纠纷加剧生活困难，荣市和边水的工人又与周围村庄保持密切联系，使劳动要求与乡村抗税诉求相互连接。
1930年成立的越南共产党及地方干部把工会、农会和互助组织联系起来。5月1日，荣市—边水工人与附近农民举行示威，提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减税及反对镇压等要求。随后数月，罢工和示威不断扩展；农民为罢工者提供粮食等支援，工人则参与乡村组织工作。
1930年秋的示威与镇压
8月底至9月，抗争由提出要求转向冲击县署、释放囚犯和焚毁税册。9月1日，清漳的示威者攻入县城，地方官吏逃离，一些村庄出现行政权力真空。其他地区也发生类似行动，但强度和控制范围并不一致。
9月12日，兴元、南坛等地农民向荣市方向行进，遭殖民军队射击与飞机轰炸。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所载纪念文章记述217人死亡、125人受伤；这是该文采用的统计，并非整个运动的伤亡总数。此后9月12日成为纪念这一运动的重要日期。空袭并未立即结束抗争，更多村社继续动员。
红色农会接管村社
在旧行政机构失灵的村庄，红色农会的基层组织接管治安和公共事务，形成后来称为苏维埃的地方管理机构。其措施包括取消部分税费、降低地租、重新分配遭豪强侵占的公田，组织粮食救济、互助劳动与识字班。地方自卫队多持棍棒、长矛和刀具，与殖民军队的武器相差悬殊。
历史学者吴永隆对法国档案、越南报刊及党内材料的比较表明，地方干部领导的抗争有组织基础，但村社夺权并非党中央事先安排的全国起义。中央一度认为局部夺权过早，同时要求保护已形成的组织。这种紧张关系，使运动既具有共产主义政治目标，也保留了各村土地和赋税斗争的地方性。
1931年的失败与历史记忆
法国当局增设据点，进行搜捕、惩罚性扫荡，并借赦免和地方保安组织恢复控制。粮食匮乏与干部被捕进一步削弱运动；到1931年中期，公开抗争及村社政权大多遭到瓦解，部分组织转入秘密活动。运动没有建立稳定的省级国家，也未结束法国殖民统治。
越南革命史叙述后来把义静苏维埃视为工农联合与革命组织能力的重要经验。纪念馆、烈士追悼和相关展览延续了这一记忆。1930年的实际变化主要发生在部分村社：原先由官吏和乡绅支配的税收、土地与公共事务，曾短暂转到新的群众组织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