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后的土地与权力危机
起义发生在英属南非公司扩张统治的早期。公司人员于1890年进入绍纳地区，1893年又以战争击败洛本古拉领导的恩德贝莱王国。此后，土地划拨、牛群占有和行政权力一起向殖民者转移。公司把大量牛只视为征服所得，原有首领与家庭对牲畜的控制受到破坏；征税、劳动力征集和地方官员的强制行为又把殖民权力带入日常生活。
这一秩序还改变了地方社会内部的权威关系。受殖民当局雇用的非洲警察可以向长者和首领发号施令，其中的殴打、夺牛及其他滥权引起强烈怨恨。参与镇压的英军军官贝登堡虽为殖民统治辩护，仍在战事记述中承认警察滥权问题；他还指出，1895年底为詹姆森袭击德兰士瓦而调走大批警力，给抵抗者提供了行动机会。
牛瘟与生计冲突
1896年初，牛瘟在当地造成严重损失。殖民官员试图通过限制牲畜流动、扑杀染病及疑似染病牛群阻止传播，连尚未显出病状的牛也可能被杀。对已经经历牲畜掠夺的家庭而言，这不仅是防疫措施，更是食物、财富和生产条件继续流失。尸体被焚烧或掩埋，在粮食匮乏时尤其引发疑惧。
姆瓦特瓦拉与斯瓦特对兽医制度及地方知识的研究显示，争执并非单纯来自非洲居民拒绝一切新知识。当时殖民兽医力量薄弱，许多实际执行者只是缺乏专业训练的地方官；当地社会也早有隔离、处理患病动物等经验。强制措施嵌在征税、没收与种族不平等的统治关系中，使防疫与政治压迫难以分开。宗教领袖对灾难的解释由此获得更强的动员力量。
参考：[2]
三月与六月的不同战场
1896年3月，恩德贝莱地区的抵抗者袭击殖民警察、定居者及其他殖民据点。布拉瓦约等地的白人居民退入以车辆和工事组成的防御营地。公司部队、当地武装、英国援军及非洲盟军随后展开反击。抵抗者并非只以长矛正面冲锋，也使用枪械、山地岩隙和分散作战；马托波丘陵成为重要据点。
6月，绍纳地区多个首领辖区也爆发起义，索尔兹伯里及其周边交通线受到威胁。两地区存在消息流动和相似的殖民压力，但没有统一的联合战略，绍纳各地也并非全部参战或同时行动。马沙亚蒙贝、马科尼等地方首领，以及卡古维、内汉达等宗教灵媒，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抵抗力量。殖民军逐处攻打村落与山地据点，绍纳地区的战争逐渐转为持久的围困和清剿。
谈判、继续镇压与公司统治的延续
1896年8月起，塞西尔·罗得斯在马托波地区与恩德贝莱首领展开多轮会谈。贝登堡的记述保留了首领对警察和地方官滥权的控诉，也承认殖民军面临雨季运输及粮食供应困难。谈判并非在殖民者毫无压力时发生，更不等于所有地区已经停战；绍纳地区的抵抗一直延续到1897年。
殖民军焚毁村庄、夺取或毁坏粮食，并使用炸药攻击洞穴避难处，战争因而深刻伤害了非战斗人口的生存条件。英属南非公司的统治最终得以维持，恩德贝莱王国没有恢复，绍纳地方抵抗也陆续被压制。贝登堡以帝国军官立场强调定居者遇袭及军事胜利；贝纳特综合殖民记录与后来的历史研究，则把村庄破坏、饥荒和非洲居民伤亡纳入战争后果。战斗死亡、饥饿与疾病的记录并不完整，现存估计难以化约为一个确定的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