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政治中的战后竞争
1948年的竞争发生在南非联邦既有的白人统治框架内。执政的联合党由扬·斯穆茨领导，主要挑战者是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领导的国民党。阿非利卡人社会内部并非始终支持同一政党；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通过基层组织及与其他民族主义团体的合作扩大支持。
城市中的黑人劳动力增加、白人工人的就业焦虑、农场主对劳动力外流的不满，成为竞选动员的重要条件。国民党将这些不同利益同种族恐惧结合。联合党也维护白人支配，其与国民党的分歧并不等于支持种族平等与反对种族平等之间的简单对立。
隔离纲领与受限选举权
国民党1948年3月29日的声明把 apartheid，即种族隔离，宣传为各群体分别发展的安排，同时明确将白人种族的保存置于中心。声明主张禁止跨种族婚姻，并在居住、就业和政治领域隔离白人、黑人及被当局归类为“有色人”的居民。所谓分别发展与这种权利分等级的安排相伴，而非平等公民权。
声明还要求取消开普省符合资格的“有色人”选民与白人共用选民名册的制度，改由白人代表代言，并限制这些代表在关键议题上的投票权。这份竞选文件本身说明，当时选举权已经受到严重种族限制，却还不是一概由白人独占所有普通选民名册；进一步剥夺既有权利仍是国民党的政治目标。
参考：[2]
议席多数与得票少数
大选后，国民党获得70席，其盟友阿非利卡人党获得9席；联合党获得65席，工党获得6席。国民党必须依靠盟友才能组成议会多数，马兰由此取代斯穆茨掌政。79席是两个政党的合计，并非国民党单独取得的席位。
获胜阵营的议席优势不对应多数选票。农村选区所需选民少于城市选区，国民党因其农村支持基础而获益。美国1952年的情报估计也把选区划分与农村代表权偏重列为1948年得票和席位分离的原因。这是受限选民体系内部的结果，更不代表南非全体居民的政治选择。
从竞选承诺到权力巩固
种族隔离并非在投票当天从无到有。马兰政府接掌的是早已限制非白人权利的国家机器，随后强化隔离措施，并推动非白人社区迁移。1951年政府试图通过法律将“有色人”选民移出共同名册，法院则以未满足宪制规定的特别多数程序为由判其无效，继而引发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冲突。竞选胜利、法律通过和实际剥夺权利之间存在不同阶段。
1948年的转折在于，一个以强化种族隔离为纲领的联盟掌握了行政与立法权。其具体政策仍在此后的利益协调、抵抗和宪制冲突中形成。美国1952年文件虽从战略物资及冷战利益出发评估南非，仍记录了政府压迫加深以及非洲人与印度人组织联合抗议的趋势；这些是执政后的发展，而非选举当天已经完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