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合围的城市
蒙古军队逼近时，巴格达分布在底格里斯河两岸，已经经历多次洪水和内部冲突。东岸保有哈里发宫廷及较密集的城市建筑，西岸则由若干相对分散的街区组成。河流、桥梁和城墙共同决定了围攻的方向。
据勒斯特兰奇对波斯史书中围城记载的整理，蒙古主力从伊朗西部沿呼罗珊道路进入两河流域，旭烈兀驻营于巴格达以东。另有部队在上游渡过底格里斯河，绕向西岸。蒙古军击败哈里发军队后，分别控制东城周边和西岸桥头附近的阵地。城门与堡垒受到攻击，守城者同时面临来自陆路各方向的压力。
1258年2月，城市落入蒙古军队手中，哈里发与家属成为俘虏。此后哈里发遭到处死，统治中枢被摧毁。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政权在这一军事失败中结束，而城市及周边地区被纳入征服者的统治。
杀戮、饥饿与疫病记载
城陷后，大批居民和逃入城中的乡民被杀，住宅、宗教建筑和公共设施遭到破坏。灾难还延伸到食物供应、饮水与尸体处理。有关伤亡的编年史数字差距极大，从数十万到上百万不等，并在后来的抄录和概述中发生变化；这些数字缺乏可以核实的共同统计基础。
布拉克、比兰和阿米泰对阿拉伯语、波斯语史料的重新分析，显示疫病叙述涉及不同时间：有材料记载蒙古军到达前，难民拥挤和供应短缺已经伴随疾病；另一些描写城陷后幸存者受到污染环境和饥饿折磨。史书中的一般性疫病用语，并不足以证明病原就是鼠疫。灾后的严重疾病，与蒙古军把黑死病带到巴格达的特定推论，是证据强度不同的问题。
从哈里发都城到地方行政中心
征服后的权力配置结合了蒙古军事控制和原有的文职行政经验。巴格达及伊拉克地区由总管、代理官员、军事长官和法官等共同管理，蒙古贵族掌握军事职务，波斯官员在财政和民政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旧官继续任职，志费尼后来成为地方治理的关键人物。
幸存者的经历也有差异。此前与蒙古统治者建立联系的商人能够请求保护，其宅第成为部分居民避难之处。这些有选择的保护与广泛杀戮同时存在，显示征服者既摧毁哈里发的权力，也保留可以用于征税、行政和商业的人员与联系。
参考：[2]
灾难之后的书籍与教育
巴格达失去了阿拔斯都城的地位，却继续存在学校、学者和艺术生产。布莱尔通过有题记的抄本、书法家生涯及赞助关系，考察了蒙古统治时期的文化延续。雅古特·穆斯塔绥米在1260年代以后仍活跃于书法创作，志费尼家族参与赞助学术与艺术。
1287年在巴格达抄成的《忠诚兄弟书简集》等实物，为后续的书籍生产提供了具体证据。1258年的政权毁灭与城市灾难因此并非所有文化活动的终点；延续与重建发生在新的政治支配、人员迁移和赞助网络之中。
参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