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田中的反抗
马及马及起义是1905年在德属东非南部兴起的反殖民战争，其主要战区位于今日坦桑尼亚大陆南部。7月，马通比地区对强迫种植棉花的反抗转为公开暴力，随后波及鲁菲吉河流域及更广区域。起事者攻击的目标包括殖民行政据点、种植园和传教机构。
起义发生前，税负、强制劳动和地方代理人的压迫已积累不满。殖民政府试图以税收和劳动征发维持统治，并扩大出口农业。对村民而言，这些要求同时影响收入、粮食生产和家庭劳动力的分配。
强制集体种植的矛盾
约翰·伊利夫对殖民档案的研究，把起义最初的爆发同政府推行的集体棉田计划联系起来。自1902年起，部分地区居民须按规定天数在首领管理的公田劳动，种植和销售受殖民机构监督；收益低微、分配迟延以及额外劳役，使这一制度极不受欢迎。
伊利夫也指出，起义地区并非全部实行同一种棉作制度，反抗者更不是普遍拒绝商品农业。棉田破坏是反对具体征发方式和殖民干预的行动；它解释了最初爆发的重要条件，却不足以单独解释后来各地参加战争的动机。
参考：[1]
“水”的信仰与跨地区动员
“Maji”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水。金吉基蒂莱·恩瓜莱传播的药水和神圣保护观念，为抵抗赋予共同象征。信众相信这种药物能够抵御殖民军武器；这种信仰的历史作用在于增强行动信心、联系不同社区，而非药水确有防弹能力。
起义跨越语言、宗教和政治差异，形成了远超单一地方冲突的动员。不过，共同象征并未抹去地方组织的区别。伊利夫把农民的不满、宗教联系和原有社会纽带视为相互作用的因素，而不是认为所有部众都由一个统一指挥部控制。
从军事反击到生存危机
1905年8月底，起义军进攻马亨盖据点失败，战争形势发生重要转折。此后部分抵抗转向游击行动，殖民军则扩大对村庄、粮田、水源和储粮的破坏。德国指挥下的军队还包括大量非洲士兵与辅助部队，战争的参与结构并不等于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两支整齐划一的军队。
德国军官罗伯特·冯·克里格在当年寄给兄弟的明信片中，曾把焚烧村庄和毁坏田地记为战果。这样的当事人记录显示，破坏民众生计是镇压手段的一部分。战争与随后的饥荒造成大规模死亡；不同研究的总数估计相差甚大，死者也不只是战场上的武装人员。
起义没有终结德国殖民统治，却使强制农业制度遭遇严重危机。集体棉作计划在1906年2月被下令停止，而镇压和局部抵抗仍继续。这一政策变化与殖民权力延续并存，并不意味着战争立即带来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