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科夫宣誓与临时政权

1793年第二次瓜分和格罗德诺议会对五月宪法体制的废弃,使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独立空间进一步缩小。1794年裁军命令又威胁现存部队,安东尼·马达林斯基率部拒绝服从、向南进军,促使原本认为准备不足的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提前行动。3月24日,他在克拉科夫集市广场宣誓,成为起义最高领导人。

起义宣言否定格罗德诺议会的安排,将军事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最高领导人,但没有立即确定战后政体。5月10日,科希丘什科在波瓦涅茨营地任命最高国民委员会;委员会到5月28日才在华沙开始运作。它设置财政、司法、粮食、军事需要和外交等八个部门,以合议方式监督民政。

委员会服从科希丘什科本人的最高权力,但这一从属关系并不自动适用于他的继任者;其他最高领导人原定须服从委员会。个人军事领导与集体行政机关之间的特殊安排,是起义临时制度的重要特征。

参考:[1] [2]

农民动员与波瓦涅茨宣言

4月4日拉茨瓦维采战斗的胜利,突出了持镰刀农民参与战争的作用。扩大兵源却涉及庄园利益:农民服役后,家庭仍可能承受劳役,地主也未必愿意放走劳动者。科希丘什科因此把改善农民处境纳入军事动员。

5月7日的《波瓦涅茨宣言》宣布农民享有人身自由,在清偿债务、缴纳税款并向地方委员会报告后,可以迁居。它按原有负担减少每周劳役,参战者服役期间免服劳役;地主撤去农民占有的土地,则须经过地方监督程序并证明其没有履行义务。

宣言安排地方监督员接受农民与庄园双方的申诉,并把纠纷提交秩序委员会。与此同时,它保留减免后的劳役,要求继续耕作和服从合法管理;劳役减免先作为起义期间的安排,等待永久立法。因此,这是一项国家介入庄园关系的改革,而非全面分配土地。部分地主和教士抵制公布措施,战争也限制了其落实。

参考:[3] [1] [4]

从城市起义到华沙防御

4月17日至18日,华沙的武装行动逐出俄军,起义随后扩展到立陶宛,维尔纽斯也成为中心。运动因此不只依靠克拉科夫周边的军队,还吸收城市居民与其他地区的力量。法国没有给予科希丘什科所寻求的有效支持,对外战争仍主要由起义者自行承担。

6月,起义军在什切科齐内败于俄、普联军。随后华沙遭到围攻,防御工事和军民抵抗阻止了敌军迅速攻城;大波兰地区的起义又威胁普鲁士控制的土地,普军撤离华沙,俄军也退却。这一阶段保住了首都,却没有消除敌方的总体优势。

参考:[5] [4]

首领被俘与起义瓦解

10月10日,科希丘什科试图在俄军会合前出击,却在马切约维采战败,受伤被俘。托马什·瓦夫热茨基继任最高领导人。11月4日,苏沃洛夫所部攻陷华沙东岸的普拉加,屠杀当地平民;华沙随后投降,残余起义军也于11月在拉多希采放下武器。

临时政权随军事失败而停止运作,农民改革没有发展为稳定制度。1795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行第三次瓜分,联邦不再作为独立国家存在。起义把抵抗外部支配与扩大社会动员联系起来,却未能扭转军事孤立和资源不足的局面。

参考:[4] [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