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时遇到的文字差异
唐代读书人学习经书，要面对手抄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字形相近，容易误认；传抄日久，也会出现脱漏和异文。教师沿用不同底本，同一句经文便可能有不同写法。经书又与学校教学和明经取士相连，正文怎样写、以什么本子校对，因此成为官学需要处理的事务。
郑覃向唐文宗建议，召集熟悉经学的学者校订典籍，仿照后汉在太学刻经的做法，把校本保存于石。《旧唐书·郑覃传》记录这次建议，也记下皇帝采纳的结果。石刻使经过选择的文字固定在一个可以反复核验的实物上；纸本仍继续供人携带、读诵，遇到疑字时则有一套官定石本可供参校。
参考：[1]
校定书写与刻石的分工
从提出建议到立石完成，工程经历了校勘、写样、复核和镌刻。郑覃推荐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人参与校定经文。传世题名又留下书石、看书上石、覆定字体和检校等不同职掌。艾居晦、陈玠等负责书写，唐玄度参与覆定字体；负责经义与文字的学者、书写者和石工，在同一工程中各有工作。
开成二年，即837年，石经完成，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约六十五万字分刻在一百一十四块碑石的两面，形成连续的石壁。经文主要采用整齐的楷书，栏行安排便于逐行查读。把这么长的文本转成石刻，每一笔都须经过书写和镌刻，核定字形与检查成品因而同样重要。完成时间也使后世以开成石经称呼这组刻本。
十二部经书与文字附录
石经收录《周易》《尚书》《毛诗》，以及《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另有《孝经》《论语》《尔雅》。前九种与后三种合计十二部，涉及卜筮、政事、诗歌、礼仪、历史和语言训诂。史书虽沿用石壁九经的名称，实际刻入的范围更广。清代补刻的《孟子》属于后来的增补层。
经文之外，还附刻张参《五经文字》和唐玄度《九经字样》。唐玄度的说明谈到，旧字样在传写中逐渐失真，有些经中疑字又未被旧本收录，于是与校勘官共同参照字书，选择适当写法。附录把容易混淆的字形集中列出，让读者不仅知道某段经文怎样写，也能核对笔画、偏旁和不同书体转变留下的差异。
石本拓本与抄本怎样配合
石壁的用途建立在读书与校书的实际动作中。来到国子监的读者，可以按经名找到相应文字，将手中抄本的疑处逐行比对，再把改正结果带回纸本。抄录适合摘取需要的段落；拓印则把石面字迹转到纸上，使字形和排列能够离开原来的地点继续流传。体积沉重的碑石与便于携带的纸张，由此各自发挥作用。
石本提供共同参照，却仍会留下书写、刻工或选本造成的问题。清代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按经名记录异字、脱文和误刻，并与其他传本互校。对后人而言，这些差别恰好能显示唐人怎样定字，以及文本后来怎样变化。拓本保存某次拓印时石面的状况，抄本保存读者的选择，两者与原石合看，才能更细致地追踪一个字的流传。
迁移修复与版本留存
长安在唐末缩建后，原有国子监和石经的保存环境发生变化，碑石经历迁动。到北宋时，部分石刻所在地点低洼，受积水与损坏威胁。1087年，吕大忠主持把石经等碑石移到府学北侧，也就是今日西安碑林所在区域。黎持后来撰写的迁移记，记录旧地状况和迁置缘由，使保存经过本身也留下可核查的文字。
迁置之后，碑石仍需整修、扶正和补残。后世补刻与原刻共同保存，研究者通过字形、题记和不同年代的拓本辨认其层次。2014年出版的《开成石经》影印本，采用碑林所藏民国精拓，让原本依赖现场观看的字迹可以展开比较。837年完成的官学工程因此留下两种连续的记录：经书在唐代被校定的形态，以及这些文字被历代读者、石工和保管者继续保存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