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投降到分区受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签署降书后，盟军最高统帅的《一般命令第一号》指定不同地区日军向各战区统帅投降，其中台湾日军向蒋介石投降。9月9日南京受降后，何应钦进一步指定中国战区各地区受降主官；台湾地区由陈仪负责，日方对应人员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
国民政府此前已安排接收准备，并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任警备总司令。因接收人员和军队尚未全部抵达，原总督府及日军在过渡期继续处理部分行政、司法和治安事务。日本宣布投降与接收机构实际取代旧政府之间，因而存在组织和运输上的时间差。
10月25日签署的是什么文书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即今中山堂举行。陈仪宣示台湾日军已于9月9日在南京投降，并将署部第一号命令及受领证交由日方受领。安藤利吉签字后，经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转呈陈仪。
国史馆对受降档案的分析区分了“降书”与“受领证”：当时报刊及部分军事报告把台北签署文件泛称为降书，但程序上签署的是确认收到命令的受领证。这个文书名称问题不否认受降仪式发生，却提醒人们不能把东京、南京与台北三次程序混作同一份文件。
参考：[1]
军事与行政接收分别推进
陈仪的第一号令要求接收台湾、澎湖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同时涉及人民治权、军事设施和资产。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警备总司令部由此分别承担行政及军事接管工作，旧官署人员、文书档案和各项事业也成为移交对象。
接收不等于所有原有工作人员在仪式当天离岗。部分日籍技术与行政人员被临时留用，帮助财产清点和业务交接；军人解除武装及向港口集中，也需要持续办理。军民大规模遣返主要在1945年末至1946年展开，属于受降后的另一阶段。
行政事实与政治叙述
10月25日此后被中华民国政府纪念为台湾光复日。1945年接收的可确认结果，是日本殖民行政被中华民国的军政机关取代，官署、人员和财产进入新的管理体系。与此同时，政府对事件的政治表述、军事命令的直接效力以及战后和平条约中的领土条款，属于不同层面的史料问题。
对这一阶段的说明，以分清受降指挥链、所签文书和交接步骤为基础。既不能因为文件准确名称是受领证就否认接管，也不能仅凭一场军政仪式替代对全部战后法律安排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