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危机与起义宣言
起义之前，民族运动内部已有主张较激进斗争的“红派”和较温和的“白派”。中央国民委员会在秘密环境中建立组织；1863年1月14日至15日，华沙当局强制征兵，促使起义计划提前转化为武装行动。
1月22日，委员会宣布改组为临时国民政府，发布起义宣言及土地法令。武装人员袭击俄军驻地，但没有一支足以统一占领全国的正规军。白派在3月加入后，派系协调与军事领导问题仍然存在，运动并非从一开始就拥有稳定、单一的指挥结构。
平等与土地的政治承诺
宣言面向“波兰、立陶宛与罗斯”的人群，援引瓜分前联邦的政治传统。这是一种恢复国家的政治构想，不是对后来各现代国家边界或民族认同的直接描述。宣言承诺不分出身和宗教的公民平等，试图把独立运动扩大为跨社会阶层的联盟。
土地措施规定把农民耕种的土地转为其所有，地主由未来国家财政补偿，参战的无地农民则可获土地。这里的关键不仅是废除人身依附，更是土地权利及国家承担补偿义务。法令能否落实，却取决于地方组织和武装力量，不能把宣布改革等同于普遍取得土地。
地下政府与地区差异
起义政府设战争、财政、内务、警察、新闻和对外事务等部门，通过秘密文书、印章和地方组织运作。1863年5月改称国民政府，其印章以波兰、立陶宛和罗斯的纹章表达联合诉求。档案保存的命令、税务记录与通信，显示这不是只有战场部队的运动。
然而，共同纲领没有带来一致响应。面向沃里尼亚和乌克兰农村的《金色诏书》以罗斯语、西里尔字母印行，许诺自由与土地；波兰历史博物馆指出，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距离，以及东正教农村与天主教波兰贵族的矛盾，削弱了动员。当地行动未达到组织者期望。
1864年的失败及制度后果
1863年10月，罗穆阿尔德·特劳古特接掌领导权，试图重整政府与部队。俄罗斯与普鲁士已在当年2月签订合作镇压的阿尔文斯莱本协定。1864年4月特劳古特被捕，8月5日与其他领导成员在华沙被处决，零散抵抗仍延续到次年。
1864年3月，沙皇在波兰王国实行农民土地改革和乡村自治安排，与起义者争夺农村支持的政治环境相联系。起义在军事和国家独立目标上失败，但土地、社会平等与国家重建如何结合的问题，并未随地下政府瓦解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