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团追随者到夺权军队
1501年，伊斯玛仪在大不里士称沙，标志萨法维家族由宗教运动的领导者转为拥有城市、军队和领土的王朝。他以大不里士为统治中心，同时确立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的官方地位。这个转折发生于伊朗西北及周边的权力争夺之中，其影响随后才逐步扩展至更广地区。
萨法维运动以阿尔达比勒的苏菲教团为基础。朱奈德、海达尔时期，教团已形成军事力量，其追随者因红色头饰而被称为奇兹尔巴什，即红头军。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南高加索及阿塞拜疆等地的不同土库曼部落，既服从宗教导师，也保留各自的组织。
伊斯玛仪幼年曾在吉兰避难，1499年重新公开活动。围绕这位少年领袖的亲信与传教网络，帮助召集既有信徒；个人宗教威望与长期积累的组织力量，共同支撑了后来的军事行动。
攻入大不里士与宣布王权
1500年，伊斯玛仪在埃尔津詹集结追随者，随后出兵希尔万，击败希尔万沙。1501年，他又在沙鲁尔击败白羊王朝的阿勒万德，通往大不里士的道路由此打开。白羊王朝内部争夺造成的分裂，为新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进入大不里士后，伊斯玛仪采用沙的称号，以自己的名义铸币，并将该城作为王朝中心。军事占领由此获得公开的君主权力表达。此时直接掌握的核心地区仍在阿塞拜疆一带；法尔斯等地的征服，以及1508年占领巴格达，属于后续扩张。
官方信仰与城市居民
十二伊玛目派的确立改变了公共宗教仪式和政治忠诚的表达。在仍有大量逊尼派居民的大不里士，新统治者要求举行什叶派礼仪。哈米德·阿尔加依据相关研究指出，红头军监督集会，反对者受到死亡威胁，公开诅咒早期哈里发也成为强迫表态的一种形式。
这种宗教政策并非一场人人自愿、同时完成的改宗。军事强制首先改变公共秩序，持续的信仰转变则涉及宗教学者、教育、圣地和仪式的长期作用。后来来自阿米勒山区、伊拉克等地的学者参与传播和阐释教义，部分逊尼派社群仍延续了相当长时间。
红头军对领袖的神圣崇拜，也与宗教法学家阐述的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并不完全一致。新王朝借助宗教认同建立权威，亦由此面对如何规范自身支持者与组织宗教生活的问题。
参考：[3]
王权、军功集团与官僚
早期萨法维统治依靠红头军首领提供兵力，他们进入中央要职，也担任地方总督。沙同时拥有教团导师与世俗君主的身份，瓦基尔作为其代理人，兼涉这两个权力领域。这种安排把原有师徒关系带进国家机构，而非立即建立一套权责分明的官僚制度。
宗教事务由萨德尔等官员管理，维齐尔主持文官事务。波斯文官在行政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官职之间的权限常有交叠，红头军首领仍握有强大影响。地方长官以提供军队换取任命，也使不少地区保留较大的实际自主权。
对1501年的意义，鲁迪·马修强调王朝的新贡献与制度延续并存：萨法维国家发展出鲜明的宗教政治认同，同时继承此前蒙古、帖木儿时期的治理传统。大不里士称沙是新王朝的起点，并非现代民族国家及其边界在同一年全部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