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留下的常设馆
中非皇家博物馆的前身是刚果博物馆，设在布鲁塞尔附近的特尔菲伦。利奥波德二世希望借世界博览会推动建馆，并用一条大道连接首都与特尔菲伦。1895年5月，比利时政府与博览会公司订立协议，承诺为刚果展区投入68万法郎。这是展览筹办的经费，并非1898年博物馆的全年预算。
1897年的展览由刚果自由邦官员组织，国务秘书埃德蒙·范埃特费尔德负责总体方向。殖民宫在11月8日闭馆，随后于1898年5月15日以刚果博物馆之名重新开放。本文采用公历，以这次常设开放为创设阶段；1910年新馆的启用属于后续扩建。
1907年官方报告把馆藏的积累追溯至1894年，并记载藏品于1897年从布鲁塞尔的政府办公场所迁到特尔菲伦。
人员和问卷如何接续
展览结束后，日常工作由原有人员接手。据历史学家马尔滕·库特尼尔的研究，泰奥多尔·马叙伊（Théodore Masui）与埃米尔·科阿尔（Émile Coart）负责馆务。两人在1898年向刚果寄送印制的问卷，一方面追查已有藏品的民族志资料，另一方面鼓励殖民官员继续征集物品。由此，展厅中的物件成为进一步调查的起点，通信把保管收藏的人与身在非洲的采集者联系起来。
收到问卷的人包括在加丹加主持科学考察的夏尔·勒梅尔。他的队伍于1898年4月出发，成员有商队负责人、摄影兼标本制作人员、画家和地质学家。地图测绘、观察记录与实物征集因而在同一旅程中展开，博物馆能够通过不同专业的参与者获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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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与研究目标
刚果自由邦政府1907年呈给国王的报告，把博物馆与科学考察列入借款所得支付的公共支出。报告还记载，国王批准发行至多300万法郎国库券，用于完成特尔菲伦博物馆工程，并开始世界学校及其附属设施建设。这是多个项目共用的融资额度，不能全数算作建馆费用。
该报告将馆务分为经济和科学两部分：前者展示出口物产与输入刚果的商品，后者整理人类学、动物学及矿物学藏品。常设委员会负责分类与描述，政府创办的《刚果博物馆学报》（Annales du Musée du Congo）刊载自然史和民族志研究。因此，收藏既供学者研究，也服务于贸易宣传；报告把扩大比利时工业品销路列作经济展陈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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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标本怎样成为研究材料
勒梅尔1898—1900年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在姆韦鲁湖与坦噶尼喀湖收集的鱼类，由摄影师弗朗索瓦·米歇尔制备、保存。米歇尔此前接受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藏品保管者路易·德保（Louis de Pauw）的训练，考察队也得到该校供应的标本制作器材。画家莱昂·达尔德纳另用素描和水彩记录标本，使送回欧洲的材料同时具有实物与图像。
标本进入博物馆后，技术人员负责排列、安置和保存；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enger）等比利时及外国专家协助鉴定、命名、研究和绘图。这项工作连接了考察队、大学、馆内技术人员及专科学者。现场保存使标本能够送达，馆内整理使其能够被查找和比较，研究则把个别采集转成可以交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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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背后的殖民眼光
博物馆的研究还受到当时人类学观念的影响。库特尼尔指出，比利时早期人类学家曾试图以头骨、脑容量等身体特征区分所谓种族；这些方法未能清楚划分刚果人群，研究者转而重视民族志和物质文化。博物馆资助采集、出版考察报告，并提供分类与展示的空间，推动了这种研究。
在他的分析中，研究者偏爱他们认为未受欧洲接触影响的物品，忽略体现创新的物质文化；藏品按地域或主题排列后，又被用来表现西方的技术进步。这种展陈把殖民统治中的暴力与社会变动排除在整齐的分类之外。因此，早期研究的组织成果与其殖民解释框架需要一起理解：前者说明知识如何被生产，后者说明哪些经验未能进入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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