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王室收藏

保加利亚索非亚的国立自然史博物馆起源于1889年斐迪南一世的王室收藏。鸟类与昆虫是早期藏品的重要部分,既有来自保加利亚的材料,也有热带鸟类和蝴蝶。博物馆史研究把这一年视为创设起点;面向公众的正式开放则到1907年才实现。

早期馆舍位于索非亚市中心,靠近今天的沙皇解放者大道与本科夫斯基街交会处,是一座两层小楼。收藏在这里逐渐集中,目标包括搜集、保存、整理和研究本国及国外的自然标本,再通过陈列传播自然知识。

斐迪南直接参与了标本整理。1889至1892年,他亲自鉴定和排列鸟类标本。由君主个人兴趣聚集起来的材料,随数量增加,需要专人登记、保管和分类,王室收藏也因此逐步形成较稳定的博物馆工作。

参考:[1] [2]

购藏与捐赠提供资源

购藏和捐赠共同补充馆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鸟类学家阿梅代·阿莱翁(Amédée Alléon)的大批鸟类标本进入博物馆,其中包括在黑海沿岸采集、再送往巴黎制作的材料。藏品的采集、加工和入藏并非同一步骤,收藏史记录的采集地点和年代,也使这些材料具有研究价值。

1893年,博物馆购入捷克旅行家埃米尔·霍卢布(Emil Holub)在南部非洲采集的部分动物材料,并得到另一些赠品。1901年又购入英国鸟类学家斯图尔特·贝克(Stuart Baker)的印度鸟皮收藏,使比较材料超出保加利亚及周边地区。

捐赠者也提供矿物、昆虫和其他动物。斐迪南的母亲克莱芒蒂娜公主赠送过珍贵标本。这种依靠王室收藏、购买与私人捐赠扩充资源的方式,使馆员不仅要接收物件,还要把来历不同的材料整理为能够查找和比较的系列。

参考:[1] [2] [3]

馆员、分类与标本制作

1892年,保罗·勒韦屈恩(Paul Leverkühn)成为首任馆长。他整理已有的鸟类收藏,也接收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其他地区采集的材料。随着藏品增加,管理工作从收藏者个人的安排,转为馆长、分类人员和标本制作人员的分工。

丹麦动物学家克努兹·安德森(Knud Andersen)于1901至1904年在馆工作,最初担任勒韦屈恩的助手,随后负责馆藏整理。他鉴定、编目鸟类与哺乳动物,也补充新采集的标本。对已有收藏进行命名和整理,构成他在索非亚的主要馆内工作。

1904年,伊万·布雷什(Иван Буреш)受聘为实验室及标本制作人员,次年成为助手,把自己的昆虫收藏带入工作。亨里希·尤利乌斯(Heinrich Julius)则凭借狩猎和制作技能处理鸟兽标本。采集、鉴定、制作和陈列由不同人员承担,馆藏才得以不断扩充。

参考:[1] [2] [3]

1902年的定点观鸟

安德森在馆外还研究鸟类迁徙。他选择索非亚东部的鲍里斯公园作为固定观察地。1902年春季的记录主要利用每天早晨一至一个半小时完成,使用望远镜,星期日有时另作出游。固定地点让他能够反复比较同一种鸟的出现、增多和离开。

记录区分了在观察地停留的迁徙鸟与仅从空中飞过的鸟,并同时记载天气。例如1902年5月1日晚十时以后,他记下大量紫鹭飞过城市,当时有云、雨和雪;次日在公园及周边又见到成群紫鹭。这类连续记录把夜间飞行、次日停留和天气条件联系起来。

这些观察在1903年发表于匈牙利鸟类学中央机构的期刊《Aquila》,由柏林的O. Haase转述。刊物编辑奥托·赫尔曼(Otto Herman)特别肯定其固定地点、连续观察的价值。安德森提供实地记录,跨国同业整理和评论,地方性观察由此进入欧洲鸟类迁徙研究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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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的公众开放

藏品整理与野外研究开展时,公众开放仍在准备之中。1905年赫尔曼·格雷策(Hermann Graetzer)接掌馆藏管理后,同布雷什和尤利乌斯继续布置展品。1907年,旧楼的十四间房屋整修为陈列空间,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起初只在夏季接待参观。

同年出版的484页馆藏目录记录了动物、植物和矿物材料。鸟类收藏除了供陈列的鸟体,还有鸟卵与巢。至此,1889年聚集起来的王室收藏已发展出保存和分类、馆外观察、论文交流及公众展示等相互关联的工作,研究与教育也有了各自可见的成果。

参考:[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