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与1943年的叙述

凯文·马斯格雷夫2019年的博士论文将美国企业协会的创立记为1938年,将注册记为1943年。他把协会放在反对罗斯福新政的背景中讨论;该处注释引向杰森·斯塔尔的研究,没有直接展示1938年的创设文书。

较早的机构自述有另一种表述:协会1958年出版物的机构说明记其“组织于1943年”,克里奇洛的研究也采用1943年。两种年份应保留各自来源与阶段,不能只凭后出叙述就确定1938年的具体创办过程。本稿以文献较明确的1940年代组织工作及其后研究实践为中心。

参考:[1] [2] [4]

布朗与华盛顿研究组

唐纳德·克里奇洛则将创设记为1943年,发起者是约翰斯—曼维尔公司总裁路易斯·H.布朗。他记述协会在华盛顿设有五人团队,研究立法与全国性经济问题;布朗选择亨利·黑兹利特和罗斯科·庞德等人参与。菲利斯·斯图尔特后来经职业介绍机构进入协会任研究员。

这批人的工作把企业界关注的问题转为立法分析和政策读物。斯图尔特在1945年到华盛顿求职,经介绍进入小型研究组,接触经济学论述、政府报告与政策争议;她后来以婚后姓氏施拉夫利为人所知。克里奇洛将这段工作经历视为她政治立场形成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所有研究员当成观点原本一致的人。

参考:[2]

资助与研究定位

丹尼尔·戴克斯特拉1951年的论文转述国会调查材料,记载协会得到约四百家企业及个人支持。协会自称研究经济、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并传播成果,且不对具体法案表态。戴克斯特拉同时提醒,教育团体声称客观与其资金来自特定经济利益之间可能存在张力。

约四百名支持者这一数字指向1950年前后的项目支持,不能改写成创办当天的筹款数额。协会对客观性的自我说明与戴克斯特拉的批评,应分别归属发言者。理解这种政策机构,既要看出版物怎样论证,也要看由谁提供资源、试图向哪些读者传播。

参考:[3]

1958年的研究协作实例

1958年1月,协会在华盛顿出版爱德华·H.张伯伦《工会权力的经济分析》。厄哈特基金会资助这项研究;萨姆纳·斯利克特等同行批评初稿,丽塔·里卡多·坎贝尔和查尔斯·菲利普斯提供研究协助。张伯伦区分集体谈判与工会累积的市场权力,并明确独自承担论文责任。

这项工作有几种不同的参与方式:基金会提供研究资助,同行阅读并批评草稿,研究助手协助工作,协会负责出版发行,作者则对最终论证负责。书前的致谢将这些角色分别记述,留下了人员与研究之间的具体联系。

参考:[4]

一项政策研究怎样进入公共讨论

张伯伦在开篇区分一般的集体谈判与工会累积的市场权力,以此规定自己的分析对象。这一限定使论述围绕组织形成的市场作用展开,而非把一切劳动谈判当成同一个问题。研究通过协会的专题出版进入公共讨论,作者的论证框架也随之向读者展开。

从1940年代的立法分析到1958年的专题研究,协会组织工作的一条线索,是借助较小的常设团队连接外部学者、资助与发行。初始预算和早期每次决策的原始文件尚未查明,现有材料能呈现的,是人员、资金支持和具体出版合作之间的关系。

参考:[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