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自然博物馆的前身：1810—1819年的大学收藏与协作

柏林自然博物馆的早期历史，与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相连。当时的自然史机构首先是一组服务教学与研究的收藏。王家矿物陈列室原属普鲁士矿业管理系统，并供柏林矿业学校使用；大学成立后接收其藏品和教学任务，称为大学矿物博物馆。动物方面则筹建动物博物馆，把柏林已有的相关收藏转为学生和学者使用的材料。

这些机构并非在同一天搬入同一座新馆。矿物收藏在1810年仍留在弗里德里希韦德市场的“新铸币厂”，直到1814年才迁入菩提树下大街大学主楼东部。它从原址转入大学，既承接矿业教育，也逐渐拓展到晶体形态、化学和物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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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家约翰·岑图里乌斯·冯·霍夫曼塞格推动动物博物馆的设立，并向威廉·冯·洪堡及植物学家卡尔·路德维希·维尔德诺提出汇集藏品的方案。他推荐约翰·卡尔·威廉·伊利格承担动物学教职和馆务；伊利格因健康原因不愿兼负两职，马丁·欣里希·利希滕施泰因于1811年就任教授并参与主持博物馆，捐出自己在南非采集的自然史材料。1813年伊利格去世后，利希滕施泰因独掌馆务。

矿物收藏原定由迪特里希·路德维希·古斯塔夫·卡尔斯滕负责，但他在1810年去世。经地质学家利奥波德·冯·布赫推荐，克里斯蒂安·萨穆埃尔·魏斯受聘。魏斯此前参与翻译勒内·朱斯特·阿维的矿物学著作，进入大学后特别重视用晶体形态研究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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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的职位兼有大学与矿业教育的责任，年薪1500塔勒中，三分之二来自矿业学生基金，三分之一由大学支付。移交后的矿物博物馆开支则由大学承担。这样的经费安排保留了旧矿业学校与新大学之间的联系，不能把收藏移交理解为矿业部门立即退出。

动物收藏的扩充，也依靠捐赠、购买、交换及旅行者的采集。利希滕施泰因早期尚难争取国家承担整支远征队费用，便帮助学生寻找海外工作或私人资助的航行机会，再约定寄送标本、补偿包装运输等费用。馆藏的形成因而连接着学术关系、政府拨款和私人旅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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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参加1815至1818年的俄国“留里克”号环球航行前，与利希滕施泰因约定，把获准保留的重复标本交给柏林。返航时，他进一步决定捐出动物和矿物收藏。此时要解决的已不只是采集问题，还包括转船、仓储、过境检查和季节性运输风险。

1818年7月3日，利希滕施泰因写信建议尽早把箱件从喀琅施塔得水运发出，避免秋冬耽搁，并答应箱件到达博物馆、在沙米索本人在场时才打开。7月7日，普鲁士外交部门致函当地领事，要求协助保管、装船和寄运，必要时提供旅费。教授与外交官、领事的合作，成为收藏安全抵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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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希滕施泰因于1819年3月10日报告接收结果：鸟皮、鱼、昆虫、珊瑚等进入不同研究收藏，酒精保存的哺乳动物和部分海鸟交给比较解剖学者卡尔·阿斯蒙德·鲁道尔菲，岩石及珊瑚块交给矿物陈列室。他还说明一箱鸟皮遭虫蛀，工作人员已收集残存羽毛重新制作展示形态。原报告也列有阿留申人的头骨，说明这类采集把人的遗骸一并纳入了自然史收藏。

报告把整批材料估为约1000帝国塔勒，但沙米索没有要求按此数额领取价款，而保留使用标本研究的权利。重复品经挑选后拟返送俄国资助者。5月6日，主管部批准报销运输费用。估价、捐赠、科研使用与实际报销，在文书中各有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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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还需要与地点、名称和采集情况保持联系。利希滕施泰因给采集者的说明要求把编号金属片附在标本上，并在随箱清单记录名称、产地、年龄、性别等信息。到馆后又须编制分配、估价或重复品目录，供研究者和主管部门使用。早期博物馆的协作因此贯穿采集、保存、运输、鉴定与记账；进入大学的不只是物件，也是一套让物件能够被比较、教学和继续研究的工作方法。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