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奏折中的办学条件
甲午战争后，四川总督鹿传霖把学习西方语言和实用知识列入地方兴学计划。他在1895年的奏折中指出，四川地处内陆，士人见闻受到限制，需要通过新式学堂培养处理时务的人才。这里的“中西”具体落实为中文经史与外国语文、测算等课程的结合。
办学所需的人、书、钱分别通过官府网络筹措。鹿传霖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派遣英法文教习，向南北洋方面索取书籍，并安排人员赴上海购买洋书；校舍则另觅地基兴建，创办经费先从土厘项下筹拨银五万两。师资与教材的获取跨越四川、京津和上海，内陆学堂从筹备之初便依靠省外联系。
借地试教与正式开堂
校舍尚未建成，教学已经开始。鹿传霖的奏折记载，因修建房舍需要数月，学堂先挑选三十名年少、能够读写的学生，借用场所，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开堂教授。这个日期对应公历1895年7月29日，属于试办阶段；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奏报，则是请求朝廷立案的行政步骤。
1896年6月18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四川中西学堂在成都铁板桥三圣祠街正式开堂。何维棣担任首任管理委员。今日四川大学沿用的1896年创办纪年由此而来，既有此前试教的准备，也有此后多次改组的延续，不能把今天的大学组织规模倒置到这所初创学堂。
外语班与算学馆
初期三十名学生分习英文和法文，各十五人。洋文教习教授语言文字，并涉及地理、测算和外国历史；华文教习仍讲授经史策论。新旧知识被安排到同一办学制度中，学习外语既为处理交涉，也为阅读新的知识书籍提供途径。
1897年秋，学堂增设算学科和算学馆。保存下来的《计开算学馆课程纲目》列有《几何原本》《代数备旨》《代微积拾级》等书目，还把静动重学、测地、测天及航海知识纳入课程。所谓算学，因而不限于日常计算，而与测量、力学和天文等应用领域相连。分科、分程度教学，使学生能够循序接触不同层次的知识。
分数、月考与毕业执照
算学馆章程把教学进度与考试相接。所存章程页记载，按学生所学内容举行课考，月底再作复课，并有年度大考；成绩还与奖赏相连。课程纲目则为不同课程标定分数，把学习成果变成可以累计、审核的记录。
毕业执照分为三等：达到总分六分之三、六分之四、六分之五，分别对应三等、二等与头等执照。二、三等执照经四川洋务总局转报备案，头等还须总督核准。这套规则既约束学生，也使官府能够凭据考核结果识别人才。学堂的成效由课程、试卷和执照共同体现，教学进度、考试成绩与人才录用之间形成了书面可查的联系。
从独立学堂走向合流
中西学堂建立后，四川的兴学活动继续扩展。刘熠对戊戌前后办学的研究表明，地方总督、学政的推动和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相互作用；新式学堂的兴起有连续的地方行政背景，并非只随1898年百日维新骤然发生。
1902年，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随后改称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锦江书院又于1903年并入。师生、经费和旧有教学资源在改组中汇合。四川大学的这条办学源流，由外语、算学为突出特色的小规模试验，逐步接入更完整的高等教育组织；合并日期与1896年开堂日期各自指向不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