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顿的写作生活

简·奥斯丁的《爱玛》写于她定居汉普郡乔顿之后。1809年,她与母亲、姐姐及玛莎·劳埃德迁入亲属提供的住宅。侄子詹姆斯·爱德华·奥斯丁—利后来回忆,她没有独立书房,常在起居室用小张纸写作,遇到来人便将稿纸收起。这是家人留下的写作环境描述,而非《爱玛》逐日成稿的记录。

卡桑德拉所记的动笔日为1814年1月21日,完成日为1815年3月29日。秋天,奥斯丁在伦敦照料患病的兄长亨利,同时处理新书出版。亨利曾代她与出版商约翰·默里交涉;她本人随后直接写信催促印刷、安排赠书,参与作品进入市场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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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献辞与1815年发行

默里提出以450英镑取得《爱玛》以及《曼斯菲尔德庄园》《理智与情感》的版权,奥斯丁一家没有接受。最后采取由作者承担出版费用、出版商发行并抽取佣金的方式。克里斯蒂娜·肯扬·琼斯的研究把这些谈判放在默里经营作者关系的背景中,说明书稿评价、私人礼遇与商业条件怎样同时发生作用。

1815年11月23日,奥斯丁在致默里的信中抱怨印刷进展迟缓。摄政王的图书管理员詹姆斯·斯塔尼尔·克拉克此前转达了献书许可;她在11月15日特意询问这是否意味着必须献书。12月11日,她要求提前给摄政王送一套书,又把献辞误当作应列在扉页的文字。默里纠正后,她当天回信接受通常的排印做法。

小说于1815年12月在伦敦出版,初版三卷,印数约2000套。实物扉页印着1816年,署名仅为《傲慢与偏见》的作者。实际发行时间与扉页年份应分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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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伯里的婚配计划

小说中的海伯里是围绕住宅、访客、晚餐和舞会展开的虚构社会。爱玛·伍德豪斯年轻富有,与父亲住在哈特菲尔德。家庭教师泰勒小姐与韦斯顿结婚,使她失去日常伴侣,也使她更相信自己能促成婚姻。叙述开篇既介绍她的优越处境,也指出她过于随心所欲、过分信任自己的判断。

她把哈丽特·史密斯引为密友,设想替她寻找比农夫罗伯特·马丁更体面的婚配。第一卷第七章中,马丁的求婚信明明写得诚恳得体,爱玛却一面声称不干涉,一面引导哈丽特拒绝,并实际帮助拟写回信。她又误把牧师埃尔顿的殷勤理解为对哈丽特的爱情,直到埃尔顿在马车里向她本人求爱,才发现两人的想法完全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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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与自我认识

弗兰克·丘吉尔和简·费尔法克斯的秘密婚约构成另一层误解。婚约公开后,爱玛还以为哈丽特会因失去弗兰克而伤心;哈丽特却说明,她真正爱慕的是奈特利。前面的对话因这个名字而获得新的意义。作者让读者跟随爱玛的猜测,又以人物自己的回答推翻这些猜测,错误理解本身推动着故事。

第三卷的博克斯山郊游把机智与伤害连在一起。爱玛拿处境贫困的贝茨小姐的絮叨开玩笑,奈特利随即指出,她的身份和影响力会使旁人也轻视这位年长女性。爱玛回家后反省,次日主动探访贝茨家。结尾中哈丽特嫁给马丁,爱玛与奈特利结婚;婚配的收束伴随着她承认他人感情与自身判断之间的距离。这些行动属于小说情节,不能当作奥斯丁生活的实录。

参考:[1]

赠书读者与司各特的评论

早期阅读可以从赠书往来中看到。1815年12月27日,莫利伯爵夫人致谢,说自己已经熟悉伍德豪斯一家,期待他们像奥斯丁早先的人物一样带来兴趣。奥斯丁的回信则承认,她仍不确定新作将怎样被接受。这组书信显示作品在当年年底已有具体读者,也保留了作者面对评价时的忐忑。

沃尔特·司各特的书评于1816年3月刊出,所在期刊却标署1815年10月。他赞赏《爱玛》从普通人的生活和可辨认的动机中取得趣味,将细致的人物描写比作佛兰德绘画;同时认为伍德豪斯先生和贝茨小姐的唠叨写得过多,会使读者厌倦。这样的评论既肯定小说的艺术,也显出当时对情节刺激和日常细节的不同期待。

1816年4月1日,奥斯丁给默里回信,认为评论对《爱玛》的待遇没有什么可抱怨,却遗憾评论者完全略去《曼斯菲尔德庄园》。她关注的不只是一本书获得赞誉,也希望新作与既有作品一起被阅读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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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域出版的开端

1816年,费城出版商马修·凯里推出美国版。法文改译本《新爱玛》也在奥斯丁生前问世。英国到1833年才由理查德·本特利重印《爱玛》,收入其小说丛书。初刊、早期海外版本和后来的重印构成不同的传播阶段;作品最初进入读者视野时,作者仍以旧作名称代替姓名,而不是以今天的经典地位获得接纳。

参考:[1] [5]